陈长捷狱中痛斥傅作义：要我死守他和平起义 不知羞耻

绿雨海

陈长捷狱中痛斥傅作义：要我死守他和平起义 不知羞耻
2014年01月02日 08:41
来源：启东日报 作者：黄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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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功德林改造时期，当着众人的面，他不止一次地骂过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本文摘自：《启东日报》2013年7月23日第2版，作者：黄济人，原题：《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陈长捷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隶属华北“剿总”司令指挥。在功德林改造时期，当着众人的面，他不止一次地骂过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每次骂到这里，站在侧旁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总会添上一句：“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所以，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

在水利部身居高位的傅作义，自然听不到这些来自功德林的议论，但是，作为历史的过来人，他怀揣着一种内疚，一种自责，直到把一句话当面告诉当事人为止。因此，早在周恩来接见获赦人员的第二天，他就在西单鸿宾楼单独宴请了陈长捷。那天中午，傅作义早早恭候，陈长捷姗姗来迟。见面之际，陈长捷甩出冷冷一句：“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可是在共产党监狱改造十年，脱胎换骨，把脾气也弄不见了。”傅作义哈哈大笑道：“你我是保定军校六期的同班同学，你的火爆脾气，我还有不知道的么？好在你通情达理，大人大量，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这是埋藏在我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陈长捷依旧沉着脸：“有屁就放，有话就讲。”傅作义的神色凝重起来：“天津战事，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平津全局动向，已趋和平之势，结果由于我的犹豫，造成一战一和，既给天津人民带来灾难，也给同窗挚友带来不幸……”听到这里，陈长捷的眼眶湿了，他主动伸出手来，与傅作义握手言欢，尽弃前嫌。

花甲之年的陈长捷终于一扫双目阴霾满面憔悴，容光焕发地回到上海。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希望首批获赦人员都能够留在北京，用他的话说，“这样我们可以经常见面。等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还可以陪大家去北海划船”。但是，出于需要照顾家庭或者需要家庭照顾的原因，曾扩情去了沈阳，卢濬泉去了昆明，邱行湘去了南京。陈长捷之所以要去上海，是因为他的儿子在那边的一家企业担任工程师。

离开北京的时候，陈长捷与邱行湘结伴而行。他忘不了是周恩来的秘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把他们带进车厢，为他们找好座位，直到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启动时，才与他们挥手分别的。当然，十年囚徒生涯，他会铭记共产党的恩典，作为牢友，他也会珍惜邱行湘的情谊。那是在功德林改造时，他们去京郊的秦城农场劳动，陈长捷因为破窑倒塌而休克在砖堆之下，邱行湘奋力营救，凭借浑身的气力，先将陈长捷从砖堆里拖出来，再把陈长捷背到自己的背上，足足背了几里地，才把他平放在农场医务室的担架上。陈长捷苏醒之后，第一眼便看见邱行湘，问：“我怎么会躺在这里？”“我把你背回来的。”“是你救了我。”“是共产党救了我们。”陈长捷唯恐因为步入老年而失去记忆，专门把这段话记录在日记本里。日记本的扉页上面，他方方正正地写下了一句自勉：“我下半辈子的全部事情，就是知恩图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报答共产党的恩同再造，报答友人的手足之情。”

火车抵达南京，邱行湘下车了。陈长捷送到站台上，两人相视无言。先说话的是陈长捷：“回去作何打算？”邱行湘胸有成竹：“不是说要劳动一段时间，向人民群众学习，求得他们的谅解么。我已经想好了，高墙之内，我是劳动标兵，高墙之外，我是生产模范！”陈长捷拍拍邱行湘的肩膀：“我要向你挑战……”
陈长捷回到上海，被分到市郊的崇明农场。这座城市虽然历来都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基地，但是在那个“粮食引路菜当家”的年代，崇明农场无疑成为上海人民与自然灾害抗衡的前沿阵地。陈长捷是阵地上的一个兵，管理着几个蓄粪池。那日粪车泄粪，泄口阻塞，陈长捷二话不说，卷起衣袖，弯下身腰，伸手将泄口里的渣滓一把拖出，顾不得湍急的粪水直扑过来，溅得他从上到下浑身发臭；那日大雨滂沱，粪池渗漏，眼见如金似银的粪便就要流失，陈长捷大吼一声，纵身跳下，用胸口死死堵住漏洞，直到农场的其他员工赶到。

邱行湘虽然在制盒厂当工人，但是饥饿难耐的岁月里，各单位都发起生产自救。白下区地处闹市，没有空土，制盒厂领到了南京近郊明故宫旧机场的十亩水泥跑道。邱行湘肩扛十斤重的鹤嘴镐，随拓荒大军在这里安营扎寨。他曾经是建造工事的专家，没有想到跑道由三层水泥三层砂石相间铺成，一镐下去，眼冒金星，十镐下去，手起血泡，远比当年的洛阳核心阵地坚硬。他又是一个应对硬仗的高手，所以开垦完毕，制盒厂兵分两路，只留几个人在蔬菜基地的时候，他递交了请战书：“我在这里留下了罪恶，因为当年赴洛阳作战，就是从这条跑道起飞的……”邱行湘的理由最具有说服力，所以他被制盒厂任命为生产组长。不到三个月，他用长满厚茧的双手，捧出了一万多斤蔬菜。

不问收获，但求耕耘。陈长捷和邱行湘的表现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那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国务汇报会上，谈及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罪犯的改造政策时，这位总理摘下了眼镜，放下了手稿：“溥仪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唱《东方红》，他说这首歌词写得好，好就好在写出了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将近一百二十年，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终于翻身做主的事实。国民党获赦人员中，绝大多数的表现是良好的，他们力所能及，吃苦耐劳，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好评。这当中有两个典型，一个是上海的陈长捷，一个是南京的邱行湘……”

听到这段话的当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两封信，分别寄往上海与南京。这位当年的国民党政治部部长用一种激励的口吻写道：“能够得到党和人民的承认，这是来之不易的。你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很大的代价，其间的辛劳与甘苦，我也许比别人更加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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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中共，确实很是令人点赞啊！

夜莺

大匠

现在的某些人可没有如此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