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副院长讲述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风雨二十年

前线

风雨二十年

文 / 郭桂英（郭桂英，1963年1月1日出生。1985年7月起，历任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03年1月任芝罘区政协副主席，2004年10月任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1985年7月，大学毕业的我，被分配到芝罘区法院工作，当时，我是恢复高考后第2个到院的大学生。到区人事局报到后，根据本人的意愿，经局里与院里协商后，我被分配到经济审判庭任书记员。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7年，直到2002年更名为民事审判二庭。

初出茅庐

当时改革开放刚刚7年，一切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运行。那时，所谓的经济审判就是除了婚姻家庭和损害赔偿之外的所有诉讼。当时的经济庭共有14人：庭长杨汝本，副庭长余伯华和郝同辉，审判员是李申串、牟全田、李为强，助理审判员王吉生、曹佐琳，书记员是张承伙、曲敬鸿和王晓东。现在杨庭长和李申串已经去世了，王吉生和曹佐琳已调离了法院，除了曲敬鸿和王晓东仍在工作岗位上，其他人均已退休。

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自己不可能不“沾染”上那个时代莘莘学子的特征，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心存建功立业、报家报国的志向。那时，经济时代的特征还没有感染我们纯朴、自然又清高、超然的思想与精神。上学时孜孜以求，工作后虚怀若谷，谦虚得像吸水的海绵，踏实得像赛步的乌龟；以能服人，是那个年代大学生从业做事的最大自信；超然同伦，是我们不愿说破的心语。为了“干啥啥都会，干啥啥都精，干啥啥都干最好”，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但法律知识、业务知识与实践的脱节让自己很感不安。

那是85年的冬天，我担任一起欠款纠纷案件的书记员。原告是从上海来的两个50多岁的妇女，被告是本地的1个村办企业，案件事实特别清楚。被告代表人到庭后说：欠款属实，但我就是不能马上还，让她们等两天。南方人怕冷，冻冻她们再说。我当时特别生气，当着很多人的面，严厉地批评了他。他立马就去找院长告了我的状，说我不给他面子，让他一个村领导被我这个小姑娘给教训了一顿。院长下来了解情况，虽然没有批评我，但我感觉特别的委屈。不过好在让我这一闹，领导一过问，案件还是得以及时了结了。从那以后，我慢慢学会了处事的一些方式、方法。

苦乐年华

我来庭后接任了内勤工作。当时全庭1年的收案仅有200多件，审判员平均年办案不到30件。虽然结案数量不多，但办案并不轻松。因为，当时的审判模式是法官职权主义，全部证据要由法院来调取，一个案件外出查10次、8次的材料都是平常之事，而且当事人是不用承担什么费用的。那时候我们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庭里最豪华的交通工具是1辆3人摩托车，那是到郊区办案才能使用的。除了庭长外，全庭人员挤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冬天生煤炉，夏天用电扇，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大家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对案件的证据、事实查的都特别仔细。记得87年前后，李申串1年办案33件，名列全庭之首，那感觉就好象现在办了200多件似的，很是不容易的。

记得有一个冬天，王吉生带我到初家去办案。我们穿着厚厚的棉大衣，他用摩托车带着我，用了1个多小时才到达办案地点。下车后，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出了一层霜，上下两片眼睫毛冻在了一块，手完全麻木了，根本没有办法记录。尽管如此，当时一点也没感觉到苦。

开庭呢，全院除了1个大审判庭，再没有什么正式的审判庭了。各庭有2、3个空房间，放一张大桌子，几条凳子，就算是一个审判庭了，基本上就是现在所说的桌头办案。

当时，书记员工作最难的就是庭审记录。因为是用手记，一般是没有办法修改的，字又要写的好一点，让当事人能看清楚，还要把他们的陈述记全，真是不太容易。我记得刚来一个多月，我就记录了一个因为施工导致房屋损坏的赔偿案件。庭整整开了两天，光参加开庭的诉讼参与人有十几个，加上他们说的专业用语又多，记起来特别费事，手都累麻了。第一天记得不太完整，没办法，只能晚上回去加班，把卷宗好好看几遍，把一些专业用语记好。慢慢的，就记录自如了，审判员和当事人拉家常一样说案件，我在一边有重点地把笔录记的像模像样了。后来，审判员为了锻炼我，让我拟写判决书和调解书，每当我利用休息时间把写好的法律文书交到审判员手里，看到审判员赞许的目光，心里就特别的开心和满足，所有的苦累也不在话下了。

重任在肩

1989年，我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开始办案。那时庭里有了一辆吉普车，办案条件较以前有了很大地改善。但是，当审判员和做书记员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工作。审判员责任重大，要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可以有半点的差错。为了摄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在伏案苦读。同样一门教程，家里放1本，办公室放1本，上面笔记、标注得密不透风，外加注释和夹页。没过多长时间，这此书都被我翻得面目全非了，而我的业务知识也随之超过了多少年的领导和同事，成为公认的“小专家”、“问不倒”。

1994年，我年结案86件，是全庭最多的。在当时，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表扬和肯定。1996年，全院试行审判方式改革，3名可以自审自定的审判员中，就有我一个。后来，院里搞起了办公自动化，购置了部分电脑，我们的办案效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年结案最多时达到了182件。从1998年到2001年，我平均年结案在120件左右。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业务知识的丰富，我成了能让大部分律师尊重和赞许的法官，成了裁判文书让同事参照、启发的法官，成了疑难案件的当然承办人，成了经济审判的排头兵，成了拿起笔能写、走上讲台能讲的专家型法官……

1995年，我被提拔为经济审判庭的副庭长，一直到2002年2月。这7年间，我参与了经济审判和审判方式的所有重大改革，吃了很多的苦，付出了很多，也获得了很多荣誉。

任重道远

2002年3月，经济审判庭更名为民事审判二庭，我也离开了工作17年的岗位，被任命为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委会委员，走上了中层正职的岗位，开始了全新的工作经历。之后不到1年，我开始兼任区政协副主席一职，2004年1月又走上了副院长岗位。随着职务的变化，责任的增大，压力也越来越大，但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的工作一年一个台阶，一直走在全市法院的前列。

2007年5月，我们搬迁到现在的审判综合大楼办公，办案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办公条件也得到了空前地提高。每名法官都有一个设施完备的审判庭；每个审判庭几乎都配有一辆公务用车；中层正职1人1间办公室，大多数的工作人员2人1间办公室；办公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基本上达到了无纸化办公。同年12月，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近一年来，各项新的举措频频出台，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一切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法院的明天会更好。

有时，想想自己到法院这20多年来所亲自经历的种种变迁，不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一个小小缩影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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