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岛秦碑刻石沿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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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波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山东省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遗产保护、建筑史，出版专著、编著2本，发表论文20余篇，完成及在研省级科研课题4项

主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单位等各类文化遗产的规划设计项目30余项，获得省级二等奖、三等奖各一次

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

芝罘岛阳主庙，作为齐国“八神”之一“阳主”的祠祭场所，见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等帝王东巡海上，求仙寻药、立碑刻石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帝王活动，特别是国家祭祀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场所。

秦始皇、秦二世莅临芝罘岛，竖有歌颂始皇丰功伟绩的碑石，后世称为“之罘刻石”“东观刻石”，及二世诏书碑刻。本文统称芝罘岛秦碑刻石。

（之罘刻石-汝贴1）

（之罘刻石-汝贴2）

芝罘岛秦碑刻石历来研究者多注重其碑文及书体，少有探讨其下落，地方学者囿于文献查询困难，对其沿革难有全面详细论述，前几年因探讨阳主庙遗址的保护问题，对阳主庙历史沿革及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也包括秦始皇及秦二世所立碑刻，现略作摘引如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即帝位；三年后的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完成泰山封禅大典后，向东沿海巡游半岛沿线的名山大川及八神之祠，来到芝罘岛，祠祀阳主，且立碑刻，即《史记》所谓“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乃并渤海以东，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次东游，“登之罘，刻石，其辞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东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为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二世胡亥也曾到过之罘，并刻石，即所谓“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

以上均见《史记》之《秦始皇本纪》及《封禅书》。姑且不论始皇二十九年刻石是两块，还是一块，此后近千年，再不见有人提及芝罘岛上的秦代篆刻。到了北宋，访古和金石碑刻学问十分盛行，此一遥远海疆的岛上秦刻，开始得到密集关注。

梅尧臣（1002—1060）在 “送张圣民学士知登州”（《宛陵集》卷第五十八）中称“昔闻之罘山，秦碑元有两。一存东顶中，一在西顶上。篆实丞相斯，缺剥不可仿”，虽然梅并未亲见只是耳闻，是否存于东、西二顶尚可存疑，但这时芝罘秦篆已湮漫剥落难以拓录，应是实情。

欧阳修（1007—1072）《集古录》卷一所载 “之罘山秦篆遗文”，是秦二世所立刻石，也仅存二十一字，“曰：于久远也，如后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与峄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诏语同，而字画皆异，惟泰山篆为真李斯篆尔。此遗者或云麻温故学士于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岂杜甫所谓‘枣木传刻肥失真’者耶。”

不过，欧阳修以为之罘二世刻石是传刻而来，被北宋末的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所否认，“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两碑，今皆摩灭，独二世诏二十余字仅存。后人凿石取置郡廨，欧阳公集古录以为非真……此论非是，盖杜甫指峄山碑，非此文”。曾任职莱州的赵明诚记载当较为可信，他的记载也表明始皇之罘刻石早已磨灭，且说明是两碑，秦二世诏书石刻 “凿石取置郡廨”，不知是指摹刻还是将原碑凿取移置于登州府署。

南宋理宗时书商陈思所编《宝刻丛编》卷二“秦之罘山刻石”条，曾引用了《访碑录》的记载，称二世石刻“在牟平县西北九十里之罘西顶上”，因二世刻勒石碑位于始皇所立石书旁，则始皇之罘刻石确有一块位于芝罘岛的西部顶峰上。

元初开始，有了关于阳主庙的碑文记载，但秦始皇、二世之罘碑刻则未见提及，明天顺五年（1461年）编修《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五“登州府”中“祠庙”条也只是沿袭旧说，“旧有秦始皇所树石刻、字画剥脱”。直到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成书的《山东通志》，对于之罘刻石才有较详细的说明，并有地方文人的诗文相印证。

在《山东通志》第十八卷“阳主祠”条中提到“阳主乃八神之一，元延祐六年重修，旧有秦始皇所树石刻，字画剥落。邑人孙瓚诗：四顾苍茫近岛夷，孤峰秀立海中低。世传汉武寻仙处，庙建祖龙封禅时。芳草欲迷阳主殿，苔花湿尽李斯碑。禽也解兴亡恨，偏向康公陇上啼。”大概此时秦碑犹在。

第二十二卷更称“秦碑，在府治内，李斯篆今残缺止存二十字；之罘山石刻，在府境之罘山上，有二，俱李斯篆，一刻十九字一刻六十字。”从在府治内的秦碑字数来看，应是秦二世诏书石刻，与《金石录》所称“凿石取置郡廨”可相印证，芝罘岛上的始皇石刻有二，也得到证实，且其明确说明所存字数，则至少明中期时，这一珍贵的李斯篆始皇石刻——之罘刻石与东观刻石——还依然保存在岛上，并尚有字画留存。

明晚期，摹拓之罘秦篆刻石，似乎成为登州府范围内的一种文人雅兴。明代王稚登（1535—1612）在其五言律诗“送须生之官莱州”中提以“山与蓬莱近，城将不夜邻。之罘碑尚在，拓取寄情亲。”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周之夔在“赠运同郭津寰公致政序”中，提到这位牟平籍官员致仕后，当有“摹石之罘、观蜃蓬莱之乐也”。

摹拓观摩之举，给地方人士带来骚扰，此碑竟被地方人士推入海中再无可见。清康熙12年（公元1673年），罗博所修《福山县志》已称“其碑今沉于水”（卷二“之罘山”条）。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举人、福山地方著名文人萧文蔚（福山八景的最早品评者）也曾在“秦碑”一诗中提及此事，并透露了若干重要信息：

“李斯碑在之罘巅，岁久石纹裂不全，大篆行行藏铁画，雒文曲曲长苔钱。勋猷且愿随山刊，勇略同期易世传。博浪中车椎未歇，泰山遇雨马还前。……忆有石碑凌海上，再无车马到山边。藤盘御路雪阴黑，藓遍王言月照妍。当日谁量碑厚薄，后人共爱字方圆。大官乞拓常逾百，小户输钱每过千，推入岩根随浪剥，临来宦第觅工镌，昔居巉岫青天近，今傍芹池紫藟缠。怪道李斯嗟溷鼠，无能自立事皆然。 有孙方伯（孙遇，1404—1483，福山两甲庄村人，明宣德十年举人，正统元年进士）时临碑，今卧学宫。”

秦碑确在芝罘岛西半部的最高峰老爷山。1972年在老爷山主峰附近发现大量汉代板瓦等建筑构件，且老爷山岩石主峰有积土遗存，当为祠祀阳主活动的封坛和相关建筑，符合秦汉时期祠祀大山，山上封祭、山下埋祭的传统。则始皇碑刻至少有一座竖于封祭阳主的老爷山主峰一带，应为定论，也与北宋梅尧臣所述相符。

其消失原因也是官员乞拓扰民，不过到清初时，尚有福山著名官宦孙遇在明中前期所临碑刻，保存于文庙学宫。但碑刻消失时间仍然不详。

乾隆28年（1763年）何乐善所修《福山县志》卷二“李斯碑”条，也重复说明碑刻消失原由：“后因乞拓者多，乡从推之海中”，并指出“碑座尚存”。卷十一邑人萧程俨所撰“之罘石刻记”对于碑刻下落虽不甚明了，“而碣归何地，或云沉之水底或云碎而置之瓦砾，杳不可踪矣”，但较为明确指出石刻消失时间——“废于前明之中叶”。

从前述明嘉靖至崇祯年间关于之罘刻石的文献记载来看，“前明之中叶”或者应是一种推测。个人推测之罘与东观刻石的湮灭，大概是在明季天下动荡之际。萧文蔚《秦碑》长诗当有个人或同好的记忆参照，才能如此生动，至于其将孙方伯临碑与推入海中二事并举，应是一种叙事策略。

福山县文庙的孙遇摹石至清乾隆年间可能也不复存在，否则萧程俨“之罘石刻记”不会说“学士大夫欲摹其文字，竟不可得为之。”

而乾隆年间尚存的碑座，则在清光绪年间一则日人游记中再次提及，成为芝罘秦碑留存于人间的最后一则消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访问芝罘，当时的烟台日本邮局局长向其提供了之罘、东观二刻石的信息：

“就此古碑，高垣氏虽久已用心考察，惜今只有础石残存，但其石质坚致清莹，不应为此地所产。至于碑身，传言曰明代时福山知县恐有此物则招致大官游观频繁，不堪 供亿之费，因窃投弃于海中，可谓片石亦绝而不现。”（《禹域鸿爪记》）

综上所述，秦始皇之罘、东观二刻石，可能因一直未有知名文人学者亲临考察，北宋时即传摩灭不见踪影，实际则留存至明代中后期，且曾有明代摹刻碑文存于福山县文庙，可惜前者约在明晚期被毁，后者也在清中叶不知所踪，也未曾有拓片传世。二世诏书石刻，则在北宋时被登州州治所藏，也保存至明中后期，其后即不见史载，现如今唯有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汝州郡守王采所集的碑帖《汝帖》（四大名帖之一）留存十余字。至于三座碑刻的老爷山主峰旧址所遗碑座1900年后也再无影踪，烟台这座城市也丧失了一大名胜。

（本文选自《芝罘历史文化丛刊》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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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士考究严谨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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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为大学者

千牛卫

芝罘老爷山现在还有什么遗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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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牛卫 发表于 2023-12-1 20:42
芝罘老爷山现在还有什么遗迹吗？

好像没有什么遗迹了。有说山上有康王坟的，但好像找不到遗迹。

千牛卫

那座山还真没上去过，上面还是军事禁区。有一次要进去看看，荒废的缆车处老人养了很多流浪狗很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