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维思和夫人倪戈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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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思夫人死后几天，我们搬迁到观音堂（也就是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庙宇）。这是一个小建筑，距离另一个布道站的房子很短。当时它属于一位老和尚，他吸鸦片，并且像他的许多同类一样，经济拮据；所以他希望挣点钱，甚至不在乎牺牲自尊和受到歧视。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他把寺庙租给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教会得以无限期的租下它。尽管我们更乐意生活在城市中更繁华、人口稠密的部分，但是这地方更为好地适合了我们的要求。
观音堂三面被菜园包围，我们所租的只是一个小角；而其他部分为外边的人种植，我们与他们没有联系。面向大街的主入口处，有矫揉造作的门廊和大门，但我们总是使用其一侧的小门。高高的围墙分割了外院和内院，三面都是我们的公寓。庙宇的主要建筑起初是个黑暗的地方，一些大大小小的偶像，背靠墙壁，在平台上占有突出的位置。我们搬去生活时，进行了很大的改造，以至于它几乎已不被承认是一个寺庙了。一大房间被隔断为两个较小的，我们把他们作为客厅和卧室。偶像被石匠们整齐地砌封在一处，并粉刷了墙壁。每个房间都有大玻璃窗，前面面向院子，后面面向菜园，不错的地板取代了旧砖地面，确切的说是架空在砖的上面。在院子的边上是一个很大的阳台；右侧和左侧有两个大型建筑物，刚好用来当餐厅和客房。厨房在另一个小庭院的一角；倪维思先生的书房是一个小而低矮的房间，位于该院落对面的角落里。为了去餐厅或客厅，厨房或书房，事实上，去我们的两个房间之外的任何房间，我们都不得不露天走上一段。这个建筑后来被用于学校（即登州文会馆）；那些仆人居住的房间，在外院的一边；我们已经建立的另一个建筑，则坐落在距离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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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便或优雅方面，我不能说我应该推荐观音堂作为一个完美的典范。遇上暴风雨，或寒冷的天气，而我不得不到厨房做家务事，或到教室里监督女学生，这时要穿过雨或雪，既不安全也不舒服。不过，即使有这么多缺点，我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在餐室的门前，有一棵古老的柏树，那么高大挺拔，看起来好像决心撑破它身边狭窄的围栏；而对面是一个幼小漂亮的柳树，其枝条优美地拂过地面。这院子里最好的两样树，是我的宠物。柏树也是和其他动物分享的爱物，比如喜鹊，特别是经常聚集在那里，发出喧闹声音的那群。
如此细微地描述我们的房子和它的环境似乎有些无聊，但一些人表示希望知道“我们居住于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它们是如何布置的”，我将冒昧提及：在冬天我们的客厅有一个普通的染色地毯，一台外国烧煤气的密封炉；有镜子，墙壁上有几幅很好的画儿；有美国大摇椅，和其他一些简易椅子，还有一个博古架；此外还有一个印花棉布覆盖的大柜子，一个被我当成工作台的日本柜橱。其他房间家具很少，但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家的天花板是由高粱茎，或胡秫，绑在一起，再固定到椽子上，用粗纸贴上它，并精心粉刷。当它是新的或者刚做完时，这种天花板看起来很好，确实很适用。我的厨房太小，但比以往任何时候我所有过的都好些，它配有一个小小的储藏室，和一个燃气灶具，这两种都算是家用奢侈品了。
倪维思先生布置了一个紧靠街道的房间，作为小教堂和中国来访者的接待室。
厢房，就是我前面说的客房，被但福思先生占用了，他返回美国前一直在我们这搭伙。
我们搬进观音堂之前，工人们仍在某部分房子干活时，谣言就传到我们耳朵里了：一帮被称为“土匪”或“捻匪”（也就是说，英文中的小偷或盗匪）的叛军入侵了。从东（应当是西）方而来，他们成群结队的来到胶东半岛，不仅造访他们敢于攻击的那些城市，而且袭击这片土地上的小村庄。
下面是一些写给我父母的信件的摘录，可以给与关于那个可悲的十月的一些直观的印象，而且这要比前几天我的回忆可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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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一日。尽管远离距此数百英里的南京——“长毛”（长发反叛者）的总部，有预兆表明我们会受到一小撮土匪攻击，可能仅是当地的土匪，我们现在正处于因此引发的骚乱之中。据说他们正在围攻黄县，那个城市距离登州二十英里远，倪维思先生和盖利先生几个星期以前问了它。
“大门中的几个白天始终关闭，而日落后所有门都得关上，且通常比平时要关得早上几个小时。今晚我和倪维思先生出去遛了一会儿马，在门口我们被告知，我们要早点回来，否则我们将无法进城。我们发现大量的当地人正加速进入城墙内以获得保护。妇女们骑着驴或骡子，她们中的一些人携带一个或两个孩子，男人则在他们身边吃力的走着。一个老妇人跨着骡子，她每一边都有一个大捆柴草。有许多士兵的墙壁上守望，准备抵御入万一出现的侵者。一两天以前，出现一个非常惊人的谣传，本市的钱庄的营运出了麻烦，他们发行的钱票是“见票即付”的。当局出了告示，声明每一千文票兑现六百文，诸如此类的比例。第二天情况好些了，但还是有点麻烦。倒是一件事成为可能，土匪不会再骚扰这个地方了，登州声誉上成了一个很穷的城市，没有足够的财富吸引强盗们的兴趣。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很快就被围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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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三日。昨晚大约九点，倪维思先生曾访问一个与他相识的本城官员。这个军官今天已经带着一队士兵，向据报叛军被迫逃离的的方向追击；这至少表明他们是尽职尽责的；更重要的是，给了吓得瑟瑟发抖的居民们以信心。他昨晚召见的目的，是借马远征。为了这样的目的来借外国人的马匹，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但倪维思先生和盖利答应了他，并很高兴这样做，因为他平时对我们挺亲切并且感谢我们，他们很高兴有机会对他进行轻微的回报。我们听说他今天是坐在轿子里的，只是偶尔骑马。我觉得他不可能会利用后者，以免太接近叛军；因为他将不得不在他的沉重的四抬大轿中努力工作以求避免。坐轿去打仗，多么荒谬的想法！顺便说一下，正是通过这个人，我们才顺利获得了我们的墓地。墓地所在的公共土地不能出售；传教士感觉没有获得地契，不够安全。我们的助理，曹，求见了官员，向他解释，外国人更愿意购买土地。官员向他保证，将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随之而来，但也不卖地，因为它属于皇帝。“但是，”他补充说，“如果你的外国朋友对它感到不舒服，那么，倪维思先生有一个很好的望远镜，如果他乐意，他可以送我！（他所非常羡慕和梦寐以求的这望远镜，是我的弟弟送给我的，我十分看重，不舍得用它送人。于是我只好从上海订购了另一个同样好的，送给这位阁下。）我们的夜，在这个时候被在街道上的一队嘈杂的巡逻者搅扰得非常不安。每一次他们通过我们的窗口，无论是否为了警告叛军，他们都要敲打一个巨大鼻音的锣，足以吓走市民的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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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九日。自从我上次写信给你，我们已经度过一个很艰难的时刻。在上周末，来自叛军的谣传变得更明确和令人恐怖了。人们从乡下蜂拥而至城市。大门被关闭，并设上路障，但是数千人被用绳索拔上城墙。其中之一是盖利先生，他有从烟台（芝罘）返回，没有其他的办法回到他的房子。倪维思先生和中国人把他用绳子拉上来。星期六我病了，不能离开家，但星期日我在城墙上带了一小会儿，亲眼看到一家人如此入城；其中有几个妇女，年轻人和老年人，还有个十天大的小婴儿。我怀疑这个小家伙是否会活着达到墙顶，因为它被绑得太紧，我担心它会窒息；此外，在上升途中它屡次被狠狠地撞击。但是，大声而健康的哭泣和红彤彤的小脸消除了我的疑虑。年轻和活跃的妇女，她们被拖着走，支撑自己的身体与墙壁成直角，部分情况下几乎垂直向上走。但是老妇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就像一个死物，于是上升中只能摩擦和撞击石头。
“当我们从墙上往下看，我们看见一个奇怪的景象，在墙根有数以千计的无主的骡子和驴，疯狂地跑来跑去，显然对这种不同寻常的自由感到困惑和烦恼。它们的主人把他们骑到墙根后，被迫放弃它们，只有极小的希望再见到它们。但是为了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点牺牲算什么！我们被告知，许多从叛军处逃出来妇女，出于恐惧和绝望，在路上把她们的孩子丢进河流和池塘，以防止其落入敌人手中。几乎每一个晚上我们都看到，天边的云彩被焚烧村庄的火光映得通红；白天则浓烟升起在这里和那里，或近或远，讲述同样的故事。
“有一个报告说，大量的叛军在黄县的一个山谷驻扎，距此二十英里远，而且他们正忙于破坏那座城市的城墙，而且，黄县破城后，他们会立刻向登州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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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离我们最近的城门开了一段时间，倪维思先生和但福思先生抓住机会骑在马背上出去了。他们走了很长的路，到晚上还没回来。我非常担心他们。在这样的时候外出冒险似乎很轻率；因为，尽管军队主力就在数英里远，我们知道叛军已经离我们非常近。他们目睹了最可怕的景象。从城出来不到一英里，他们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场景出现在某个地点，就骑了过去，看到六或八个穿着考究的体面的女人，死在路边。每人一条绳子套在软塌塌、红色的脖子上，其中一个人后背上的伤痕表明，无情的捻军曾把他们拖在地上。有几个孩子也死了，偎依在一个女人的身边，毫无疑问那是他们的母亲。在他们身上没有暴力痕迹，也许孩子死于饿死。就在头天，我们在城墙上已经注意到了有人在该地，或者在该地附近活动，如果我们能够去早点那里，我们可能会把这些孩子从他们悲惨的命运拯救出来。绅士们去了一个距离登州几英里的村子，那里的居民以极大的勇气竭力保护自己免受叛军侵犯；但由于数量悬殊，他们已被征服和砍杀。他们以不同的姿势倒在不同的地方，就像叛军刚离开他们时那样。一个可怜的家伙被捆在一棵树上，他的黑色的身体显示他是被火烧死的；另外，还有个人被绑在一棵树上，几乎砍成碎片。
“他们的村庄位于山夼中一个可爱的，偏远的位置。毫无疑问，他们喜欢它，宁愿在为防御家乡献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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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村庄位于山夼中一个可爱的，偏远的位置。毫无疑问，他们喜欢它，宁愿为保卫家园献出生命。
“在距离登州大约五英里，绅士们发现路边的一位老人，由于疲劳和饥饿看起来几乎快死了。从邻近的一个村庄买到的食品和葡萄酒让他恢复了部分意识。他们建造了一个粗糙的担架，雇用一些人把他带到登州，希望能挽救他的生命。但是，太晚了。他抵达登州之前就死了。
“他们经过的很多村庄仍然是几乎无人居住，其居民要么逃离到登州，要么隐藏的地方在山上。在一两个地方，他们几乎遭受伤害；愤怒的村民，看到两个怪模怪样的人接近，把他们当做叛军，打算攻击他们。但几句亲切的慰问和鼓励足以扭转局面，村民怀着感激和喜爱之情，很快就围绕在他们周围诉起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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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晚上前倪维思先生在街上发现一家人，他们现在已我们在一起了。这家男主人的名字是范银泰（fan-yin-tai），受伤严重，我们中有许多人担心他难以恢复。一队反政府武装袭击了他的村庄和村民，他们战斗并把捻军赶走了。几天后，捻军人数大增。听说他们去而复返，范银泰带着他的家人和躲藏到山顶上，然后他回自己家里去拿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把这些东西放在驴子上，从他的房子出发。再有半英里就回到他的家人了，叛军追上了他，并立即攻击他。他们打他的头部，他自然摊开双手保护，因此他的双手和头部都有了可怕的创伤，几乎有二十个。我们可能能够挽救他的生命，但他的手的功能不可能完美的恢复了。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和年迈的祖母。我的内心见证了他们的痛苦；但他们勇敢地忍受了。我应该提到，这个可怜的受伤的人实际上还背着他的母亲，从他家到到登州的大一部分路程是这样一路走下来的；他母亲不能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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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一日。今晚我们期待送我们的人丛书（Chong-shu）去烟台。为了避免通过附近必经的反叛者时被发现，他将天黑之后出发。
“我们今天很安静，并希望我们的麻烦可能要结束了。一个焦虑的原因是目前我们期待数周的，从上海来的卡尔博特森斯号（Culbertsons）尚未到达。从南方来的轮船报告说看到一艘暹罗船（卡尔博特森斯号也在暹罗航行）折断了桅杆，显然试图在靠岸；所以我们的朋友现在都不确定性。他们可能顶着由恶劣的天气到达海岸，他们也可能已在海上失踪。但我们希望出现好的情况。（卡尔博特森斯在台风中安全抵达了厦门的海岸。）
“十月十二日。昨晚那个人没有走，不出所料，延迟一两天被认为更好。有报告说，烟台已被叛军攻下；另一份报告说，叛军和外国人之间有了一次交战，其中后者被击败，而不得不请求增援。黄昏傍晚，我（J?，或有阙文）和但福思先生在东门的墙上，又有人来对他们说有一个外国人请求进入城市。透过垛孔，他们看到了烟台的安得烈·福尔摩斯（Andrew Holmes）先生，传教士花雅各的一位兄弟。经过艰难交涉，他们成功地打开了门。福尔摩斯先生刚刚从天津（在北京附近）返回，骑着马独身进行了漫长的旅行。他说，凡他通过的地方，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叛乱者先他而过境，烧掉村庄，俘获或杀死居民，不但如此，任何活物都要杀死。他说，在某些地方尸横遍野，驴、牛、狗、家禽，此外，人的尸体更多，他几乎寸步难行。

老前

这说的是捻军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