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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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新华网北京5月10日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日22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原题为《钱其琛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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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其琛外交十记：让苏联当了27年外长的葛罗米柯一时语塞

【编者按】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日22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钱其琛曾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并于1988年4月至1998年3月间担任外交部部长，1993年3月至2003年3月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退休后，钱其琛外交回忆录《外交十记》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该书记录了钱其琛的外交生涯。

《南方日报》曾发表《外交战场上的转变：钱其琛<外交十记>拾萃》一文，简要介绍了《外交十记》的精彩章节。全文如下：

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从事外交工作20多年，退下来后于2003年7月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写成书籍，定名为《外交十记》，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此书记录了我外交部门按照邓小平同志制定的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发扬周恩来总理开创的大国外交风范，不卑不亢、刚柔相济，折冲尊俎，夺取斗争胜利的秘辛。

本文不拟全面介绍本书的丰富内容，只选取了其中若干反映事物本质的精彩故事加以转述，与读者共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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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皮”的意义

1982年，中央委托钱其琛为中国政府特使，在北京参加中苏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对手是被（前）苏联视为“谈判高手”的副外长伊利切夫。首轮磋商，针锋相对，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但互相摸了对方的“底”。

次轮磋商于1983年在莫斯科举行。期间与（前）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交锋颇具意味。他担任外长达27年之久，经历（前）苏联五代领导人，被称为“不倒翁”。也有着一副西方文人所说的“扑克牌面孔”，面无表情，又十分好斗，因而得了“说‘不’先生”的绰号。他在磋商中大骂一通美国人，然后“教训”中国应该同（前）苏联还是美国建立何种关系。钱其琛回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期的较量，比任何人都有资格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令葛罗米柯一时语塞。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的特使每年都举行两轮政治磋商，但直到1986年第八轮政治磋商，仍没有就消除双方关系中的“三大障碍”问题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虽然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其意义，它比互不往来要好。而扯皮多了，交往就慢慢多起来了。“扯”到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会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并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经过十二轮政治磋商后，两国终于在1989年举行高级会晤，从而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建立起政党的国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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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做个交易”国务卿的周旋

美国原国务卿贝克经商多年，又担任过财政部长，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如同做生意，喜欢说“做个交易”。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立即开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一时战云密布，局势危急。我国原则上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介入，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美国则积极策划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它对伊拉克动武，企图要求中国完全按照他们的步子走。安理会表决时，拥有否决权的中国这一票，至关重要。因此贝克千方百计做钱其琛的工作。他给钱其琛打长途电话谈两件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钱其琛出席11月28日在纽约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钱其琛今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或不加以否决，将为钱的访美创造适合时机。由于1989年的春夏季政治风波，美国还在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双方仍未恢复高层会晤。贝克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显然也是一桩“交易”。

贝克喜欢“做交易”，自然也擅长讨价还价。中央决定对美国的决议草案投弃权票，美方得知钱其琛接受访美邀请后马上改变了态度，希望与钱在纽约双边会晤后再宣布钱对华盛顿的访问。出尔反尔，提高票价。我方当即指出美方违反了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随后美方的态度软了下来。

中国投了弃权票后，惯于“做交易”的贝克觉得“亏”了，心有不甘，又想在钱其琛访问华盛顿时不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但通过我方努力，布什总统终于会晤了钱。贝克只好说了一通自我解嘲的话来作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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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会起风波

中法关系一向发展比较顺利，但是在1991年4月法国外长迪马访问中国时，在法国驻华大使马腾为迪马访华的酒会上，迪马把钱其琛单独请到一边，像不经意地提出了法国拟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问题。这使钱其琛感到意外。迪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双方正面交锋，利用酒会轻松的气氛进行试探。迪马在解释法国这个决定时，竟然搬出美国已卖给台湾四艘护卫舰作为理由，并说法国不应受到“歧视”，不能“让美国独占便宜”。居然摆出一副“反美”姿态。尽管酒会不是辩论的场所，但钱其琛仍然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迪马的强词夺理，让钱其琛感到此事是法国政府的刻意安排。经过我方多次的严正交涉，都未能改变法国政府的决定。

钱其琛认为，同样在法国社会党执政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改变一年前刚刚做出的“不再继续与台湾做军舰生意”的决定呢？这事确有蹊跷。

事后发现，在法国售台武器背后有着一个大丑闻。此案不仅涉及金额巨大，而且牵涉到法、台的高层“政治人物”。迪马本人也因涉嫌这起贿案，于2001年1月被法国司法机关判刑两年半，缓期两年执行（2003年1月改判无罪）。这一丑闻还扯出了一个自称为“共和国娼妇”的女人———钟古夫人。据说她是迪马当外长时的情妇，她也被判刑两年半。
这起风波是美色还是金钱最终起了作用，我不得而知。而台湾方面媒体透露出来的案情更是扑朔迷离，还弥漫着血腥味，多位知情人为此命丧黄泉。

（原题为《外交战场上的转变：钱其琛<外交十记>拾萃》）

于宁/南方日报  2017-05-1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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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其琛苏联生活片段：曾和盯梢者开玩笑，叫其给自己带路

钱其琛曾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并于1988年4月至1998年3月间担任外交部部长，1993年3月至2003年3月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退休后，钱其琛外交回忆录《外交十记》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该书记录了钱其琛的外交生涯。

《环球》杂志曾节选《外交十记》部分章节，以《钱其琛苏联生活片段》为题发表。全文如下：

钱其琛初到苏联

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苏联。那几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1954年8月，我被派到苏联团校学习。那年我26岁，初为人父，女儿出生只有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一些团干部到苏共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我参加的是第四期，领队是当时在东北做青年工作的徐净武同志，副队长是北京大学的张学书。

我们19名学员，加上两名翻译，共21个人，于1954年8月底离京飞往莫斯科。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苏联飞机，从北京起飞，途中降落两次，并在伊尔库茨克过夜，第二天换乘大型飞机，中间又停了好几站，最终才到达目的地。到莫斯科的那天，印象中，那里好像刚刚下过雨，走出机场时，脚下还不时踩到雨后一片片的积水。

苏联中央团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镇威什尼亚基，离莫斯科市区有市郊列车6站地的路程。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个不小的湖泊，附近还有一座彼得大帝时期一位大臣的庄园，那时已改做博物馆。

团校的课程有联共（布）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3门主课，还有俄语、青年团工作等几门副课，另外就是体育课了，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团校授课采取课堂宣讲和课下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每天，教授在课堂上先讲授3到4个小时。那些苏联教授的理论功底都很深，讲起课来真是引经据典，照本宣科，马列主义的某个观点、某句话，在哪一本著作中的第几页上，都能一一说出，分毫不差。课下，我们则要用大量时间来阅读指定的理论书籍，也就是马列主义经典原著。此外，就是由教师围绕教学内容组织的课堂讨论，俄语叫“席明纳尔”。在这种讨论中，教师和学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可以互相提问，内容当然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很少有与实际相结合的讨论。

赴苏之前，所有学员只受过为时半个月的俄语训练。开始时，老师授课和师生之间交流都要通过翻译，从俄语翻译成中文，再将中文翻译成俄语。学习俄语，成了首要任务。

根据学员的水平，俄文课分成了4个小班开设，每个班约有四五个人。分班前有个水平测试，让从地图上指出某个城市，还问一些诸如“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之类的问题。我和几位曾在国内自学过俄语的同学分在一个班，被其他同学戏称为“高级班”。

开学后，大家每天清早一起床，就都忙着背俄语单词或朗诵课文。到了学习结束时，我和有的学员已经可以用俄语回答问题了。

除了课堂学习外，苏联团校还组织我们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工厂、集体农庄，以及参加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参观过托尔斯泰故居、高尔基纪念馆，观赏过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过经典的芭蕾舞《天鹅湖》，以及听一些著名的歌剧。

1955年寒假，我们去列宁格勒旅行。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在一片皑皑白雪中，我们参观了冬宫、斯莫尔尼宫和因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而闻名的“阿芙乐尔”号军舰。全班同学还在苏联和芬兰边界附近的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小茅屋前合了影。当年，列宁就是住在那间小茅屋里，写下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暑假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去乌克兰旅行，并乘船游览了黑海和克里米亚。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处于最好的时期。苏联团校的教员、同学、翻译，乃至后勤工作人员，对中国学员都非常热情，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也照顾得很周到。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中国人喜欢吃花生米，就在课堂上说，她一定会给大家找一些来。过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这件事忘记了，那位老师却真的为大家带来了许多花生米。那是她从莫斯科市里千方百计找到的。当她把花生米一一分给她的中国学员时，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班上的翻译瓦里娅，还受校方委托，负责安排学员的各种活动，假期带领大家到外地参观访问。她不辞辛苦地帮助中国学员解决校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那份耐心、热情和周到，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在我们中国学员的心目中，苏联是革命圣地、列宁的故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向往。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经济建设等很多方面，都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到了苏联，都很兴奋，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苏联为榜样，好好学习。

但是，在苏联学习的时间长了，和老师、同学的交往多了，慢慢发现苏联也存在着一些难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不少苏联人在谈吐中，不时会流露一些不满情绪。大家最初深感诧异，想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几十年的苏联，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也会不完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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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莫斯科

10年后，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干校劳动之时，又一次奉命赴苏，到驻苏使馆担任政务参赞。

当时，中国仍在经受十年“文革”的磨难，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社会动乱之后，正孕育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也在想，不知10年后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社会有什么变化。

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行驶整整一个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观察一下。从车窗望出去，仍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桦树，广袤的草原……风光依旧。只是沿途看不到什么大的建筑、新的工厂或新的城市。列车一站站停靠时，从行色匆匆的旅客们的衣着和行李上，以及车站小卖部抢购食品、到处有人拎着面包的情况来看，苏联没有什么变化，发展好像停滞了。当年赫鲁晓夫吹嘘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显然已成泡影。

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乘客已经寥寥无几了，和10年前的境况真有天壤之别。我们几乎可以独享整节车厢，旅途烦闷时，只能和乘务员聊聊天。当时，中苏之间的交往已经很少，但两国间的国际列车仍照旧运行。

中国驻苏使馆在列宁山上，占地12公顷，主楼是一座宏伟建筑。这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已大大缩减。由于双方关系紧张，苏联方面设了好几个警察岗哨，对中国使馆进行严密“保护”，也就是严格监控。

从使馆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的尖顶上闪亮着硕大的红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这所大学的大礼堂里向留苏的中国学生说，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留学生们高喊着“为祖国建设奋斗50年”的口号来回应，场面激动人心。

时过境迁，当年热情澎湃的场景已经不再。驻苏使馆里相当冷清，与对方已经没有多少外交业务了，只能在使团中开展工作。对苏方，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议或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20世纪70年代初期，驻苏大使是刘新权同志。使馆有3位政务参赞，除了我，还有马列和王荩卿同志。

由于莫斯科地处交通要道，过往的中国代表团仍然不少。使馆的一项工作就是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以及逗留期间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到苏联各地旅行，去了解情况。我先后访问了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苏联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格外注意，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饭。只是这种“盯梢”太容易被发现了，有时把他们甩掉，有时也开开他们的玩笑。有一次，在旅途中，我干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调离苏联，去非洲赴任。

从1954年算起，断断续续，我在苏联度过了整整10年，经历了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逐渐恶化，而最后这两年，则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和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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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

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是20世纪最令人惊叹、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

苏联的解体，几乎像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情，但导致其瓦解的许多因素，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在上个世纪初，两个著名的法国作家当年对苏联的观察。

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都曾怀着对这个当时蒸蒸日上的国家的极大兴趣，来到莫斯科旅行。他们都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所疑所思，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下来。

纪德把自己的日记命名为《从苏联归来》，并在1937年公开发表，坦率地把他对苏联的现实考察和长远思考说了出来。而以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闻名于世的罗曼·罗兰却宣布：“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本日记。”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不少猜测，从而使他的访苏日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当时的观察和思考。罗曼·罗兰一方面表示，“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是“无比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他们正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一方面又认为，那里“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纪德则写道：“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每日工资为5卢布或更少；而对某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则享受更多的优惠。”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出现了贵族。

无论是罗曼·罗兰还是纪德，在自己的日记里，都不断地将高大的纪念性建筑、宽敞的别墅和窄小、简陋、拥挤的普通老百姓住房作为对比。

纪德在日记中对当时的苏联市场有着深入的观察。他是这样描绘的：百货公司还不到营业时间，门前已开始有两三百人在排队。那天是卖床垫，或许只有四五百件，却来了800到1000多顾客。不到天黑，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需求量那么大，顾客那么多，就是在很久以后，一切东西仍会供不应求。

罗曼·罗兰则对苏联人的精神状况表示了担忧：“我确信，他们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其生存力。苏联劳动者坚信他们拥有并且亲自创造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其余的世界丧失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学校、卫生设施等）。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

对此，纪德显然也有同感。他写道：“苏联人对于国外的局势和状况处于惊人的无知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被弄得深信：外国的一切都远不及苏联好。”他说，有一个青年人曾这样对他说：“几年前，德国和美国还能在某些方面让我们获益。而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去向外国人学习了……”

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论述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的：经济学者已经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走外延发展道路，而现在外延增长的因素已经枯竭。因此，必须把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为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必须重视已经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等。当这些问题被提到苏共代表大会上时，只是议论了一番。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毫无结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用曾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对苏联社会的质疑开始出现了。当戈尔巴乔夫说“忠于社会主义价值”、“纯净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时，“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中”。

曾任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利加乔夫说，我们当时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苏联在科技方面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停滞也感到担忧，这一切都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思想。他认为苏联进行改革的前几年，解决了一些住房之类的社会问题，随后便困难重重，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组织现象。由于急于扭转经济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经济规律，就匆忙决定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结果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消费品严重短缺，从而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利加乔夫在分析苏联瓦解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以下因素：首先是大批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变了质；其次，是苏联为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而过度消耗了大量资金，把最优秀的干部、专家学者，最好的设备、材料和大量的工业企业，都投入到这一领域。

切尔尼亚耶夫进一步分析道，西方用超级武器进行的威胁，原来都是虚张声势的吓人手段，而莫斯科却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吓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为之牺牲了一切，最终，也包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议会1990年6月发表主权宣言，是苏联瓦解的决定性事件，此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苏联走向崩溃。一旦俄罗斯明确宣布自己是小于苏联整体的主权国家，联盟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有两件事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巨大作用，一是1990年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因为当时全苏联境内除爱沙尼亚外，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搞独立，俄罗斯向谁要主权？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向苏联；再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两件事一发生，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定了，因为支撑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主要支柱已经坍塌，维护和保证国家统一的纪律和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了。

如今看来，可以这样说，就苏联而言，成也俄罗斯，败也俄罗斯。

（原题为《钱其琛苏联生活片段》，节选自钱其琛《外交十记》，标题为《环球》杂志所加，该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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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其琛生前被视为中国“外交教父”

昨天去世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担任外长期间，中国与新加坡、韩国、南非等国建交，恢复与印尼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对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他也被认为功不可没。

钱其琛是在周二（9日）晚上10时06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今天发布讣告，评价钱其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中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1928年出生的钱其琛是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区）人，他曾长期主导中国外交，担任外交部长一职长达十年，亦是中国首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中国“外交教父”之称。1949年中共建政后，钱其琛曾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文革后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副部长，1988年出任外交部长。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外交面临严峻挑战，西方各国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在钱其琛所著《外交十年》中，形容这段时期“黑云压城城欲摧”，钱其琛作为外长，在“六四事件”后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为中国走出外交困境做出了特殊贡献。

钱其琛也曾长期主管港澳事务和对台工作，在香港、澳门回归前夕，他负责相关事宜的筹备工作。1995年，他发表了《香港涉台问题基本原则与政策》，被称为“钱七条”，其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至今一直是香港、澳门在处理涉台问题的指导方针。

钱其琛1998卸下外长职务，留任国务院副总理，但仍然主导外交及其他相关事务。2000年至2005年间，他出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其间在2003年，时年75岁的钱其琛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