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一会：瓦西里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读书会

雨中的了悟

亚历山大三世继位，颁布了一项新法规，赋予政府判处任何疑似参与煽动性活动的人到西伯利亚流放3到5年，后来又延长到8年，但这个年代的政治流放者不愿像十二月党人那样被从政治舞台上逐走，也不满足于在自己的狭小流放社区里践行他们的思想，他们决心和当局展开政治斗争，他们开始把西伯利亚的休息站，监狱，城镇转变为巨大的公共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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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治流放者继续从事作家和记者的工作，尽管官方禁止流放者从事教学工作，但他们在推动西伯利亚教育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监狱中，当局对一个罪犯的惩罚也常常引起其他同志的抗议。这种团结意识使得当局管束和控制政治犯的任务更具有挑战性。对个人的虐待可能会迅速激发罪犯集体对抗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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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苦役犯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有些政治犯把逃跑看做一种完全合法的革命斗争形式。但因为一起逃跑事件，罪犯再次戴上镣铐，然后爆发动乱，再被镇压，甚至大屠杀，再发动宁愿饿死的绝食活动，在整个东西伯利亚各地煽动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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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监狱的骚乱表明，这些罪犯决心不仅捍卫他们的尊严，还要捍卫人类共有的权利，但肉刑给他们的这种决心造成了一种毁灭性的心理打击。桦树条和鞭子有可能在心理上催毁挑衅性的尊严，且常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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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流放者遣送到西伯利亚的过程反映着俄罗斯帝国工业化的进程，19世纪下半叶，现代的交通工具运送人数日渐增多的流放者。陆路和水路的严酷折磨损害了流放者及其家人的健康，数百名罪犯在前往西伯利亚途中死于结核病，肺炎，斑疹伤寒和一系列其他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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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流放者的反抗行为遭受更严厉的判决与冲突，流放者既绝望又被包围着，且没有用来自卫的武器，他们无法对抗俄国的武装力量。1889年发生的“雅库茨克惨剧”在俄国内外引起了公愤。谴责对政治流放者实施了粗暴和血腥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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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犯和监狱当局之间的关系在下一年急剧恶化，期间，罪犯实施了三次绝食行动每次都到逼近死亡时才放弃。让革命者受辱的是，当局向下令鞭打女性政治犯西吉达一百下，这种做法无视了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和妇女不受肉刑的传统，其影响极为巨大。鞭打出自俄国受教育阶层的政治犯，就是违反公认的道德标准，用桦树条鞭打一名年轻女性，就是实施一种暴行。在鞭打之前西吉达“宣称这样的惩罚无异于死亡，然后自愿躺在桦树条下”。当天晚些时候，西吉达被送回牢房，她和三个狱友一起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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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式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在一周的时间里，共有二十多名囚犯服毒，六人死亡。通过自杀，西吉达和她的革命者把肉刑用作了一个强调当局非法暴力行径的公开展示。对于80年代的革命者来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死。”“因为无论我接受的教育还是我强烈的人格尊严感，都不允许我生活在这种可怕耻辱的持久威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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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对流放制度的猛烈抨击也激发了一种对外国革命者的同情。他认为“西伯利亚流放者并不是野蛮的狂热分子，他们是已经放弃了所有他们热爱的人和事物，用自己的生命去赌那些被我们视为人类的基本权利的东西的人。”有关卡拉和雅库茨克悲惨事件的新闻充斥着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出版物，正在沙皇政权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时，关于在西伯利亚的残暴和专制故事进一步破坏了沙皇政权在俄国读者公众眼中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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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洞察力的政府成员非常清楚眼下正在发生什么，西西伯利亚总督说，流放制度正在西伯利亚孕育着暴动，他认为，让成千上万行政流放者分散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城镇和村庄并让他们处在有效的监管之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很难达到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效果，而只会加剧他们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