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一会：瓦西里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读书会

雨中的了悟

鞭打，肉刑是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最野蛮的惩罚武器。西伯利亚官员认为，对惯犯的惩罚不能放松，他们声称，鞭子对于那些十恶不赦的犯罪来说太仁慈了，而桦树条吓不到罪犯。西伯利亚当局认为，对初犯免除鞭刑是一回事，但彻底免除鞭刑将危及国家安全。残酷的鞭打不仅仅给那些挥舞着鞭子和桦树条的人留下持久的印象，那种血腥场面也给旁观者带来心理创伤，在《死屋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描述了一个被鞭打的可怜人，越来越恐惧，最后失去了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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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鞭打和镣铐非常可骇，但它们从未有效遏制大大小小的各种罪行，有观察者确信鞭打只是切断了让罪犯与更广阔社会联系起来的最后几丝人性，“一个忍受过鞭子和桦树条抽打的人，一个站上过行刑台的人，不再害怕任何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他人遭遇的苦难变得残酷，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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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打和鞭打的作用下，国家正在促成一种残酷性，在苦役犯释放到定居点后，这种残酷性出现在整个西伯利亚。到了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各大城市，一大批持自由主义和进步观点的人，都同情俄国罪犯的困境，认为社会改革是解决帝国境内犯罪问题的关键，萨哈林岛的洛巴斯医生明确表示，自己想让俄国欧洲部分的读者看到萨哈林岛的惩罚有多么恐怖。他们这类文章强调，鞭子和桦树条不是司法和训诫的工具，而是利用苦役犯和流放者的无权状态的暴政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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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牵动着同时代人的还有西伯利亚监狱和刑罚堡中的惩罚牢房。罪犯们长时间监禁在这些地牢中，烂在狱中。最无法无天的酷刑。比单独监禁更糟的是被锁在一个牢房里，且被栓在墙上。当局相信，栓在墙上的罪犯会充分感受到他们的惩罚，到1851年，有15名罪犯被栓在监狱的墙上长达十年。还有一些累犯被拴在独轮手推车上，希罗科洛博夫是萨哈林岛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之一，在一次失败的逃跑后，他被拴在独轮车上五年，在他的自传中，他描述了自己拴在“手推车妻子”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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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描述让人们越来越反感西伯利亚流放者遭遇的残酷惩罚。1892年，西伯利亚流放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奥诺尔事件”，开始走进公众的视线。在奥诺尔定居点，几乎每天都有苦役犯在极端残忍的条件下死亡，“苦役犯为繁重的工作痛苦呻吟，食不果腹，因疲惫和鞭打而死。”甚至人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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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役犯后来通过歌曲使奥诺尔定居点的恐怖被后人铭记
当我们从秋明出发的时候
我们吃鹅，
但当我们来到了奥诺尔，
我们吞咽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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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也在他的小说《萨哈林岛》中提到这个事件。洛巴斯的熟人撰写的文章也揭露了这个故事。“奥诺尔事件”不仅暴露出了某一个人的暴虐，而且，暴露出了萨哈林刑罚殖民地管理机构中整个官僚体系的无能冷漠和腐败，这是对整个流放制度的严厉控诉，而这样的恐怖事件就在萨哈林岛管理人员的眼皮底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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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子，铁链和单独监禁支撑着西伯利亚刑罚殖民地和监狱的权威和权力。由于无法改造流放者，国家依靠野蛮的惩罚约束他们。对很多人来说，手持鞭子居高临下地站在趴在地上的流放者旁边的残暴行刑者的形象很快就成了专一个政权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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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写了《怎么办》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判剥夺了所有权力，服14年苦役，随后在西伯利亚永久定居。对于年轻的弗拉基米尔列宁来说，这部小说勾画的乌托邦式革命世界有可行的未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19世纪60年代数百名遭遇政府镇压的年轻激进分子中最著名的一个。那个年代的激进分子接过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火炬，虽然早年的许多起义者在西伯利亚悄无声息地死去了，但到了60年代，随着审查制度放宽，他们那场失败的起义的故事以及他们在西伯利亚的经历通过大量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开始走进年代一代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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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最终于1871年被释放到定居点后十年，沙皇的腿在圣彼得堡河边被一个革命者的炸弹炸掉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是人民意志党开展的坚决、无情的暴力活动的顶峰，即使人民意志党失败了，它也在争取感情和思想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