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新书《老生》 写了以前不愿想不愿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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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7日下午，茅盾文学奖作家贾平凹携长篇小说新作《老生》来到北京大学举行读者见面会暨名家论坛，与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及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职员、翻译家李莎，就中国历史的文化记忆展开座谈。

      
      北大《老生》读者见面会现场，左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

       原来如此等老生
        上一部《带灯》出版不过一年半时间，笔耕不辍的贾平凹又推出了他的第十五部长篇小说《老生》，以民间写史的方式记录了百年的乡土中国。
        三年前的除夕，贾平凹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依照故乡风俗，除夕夜需为祖坟点灯，省作协主席也不能外，跪在黑漆漆的坟头，世界仿佛只剩一粒烛焰，接近耳顺之年的贾平凹却开始重新思考生死。
        回到西安之后，贾平凹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努力回想自己所知道的百多十年里，时代风云激荡之下，他的祖辈、父辈、乡亲、乃至自己与儿孙做了什么，“能想的能讲的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么不想不讲啊？！”
        这是《老生》的由来。贾平凹介绍，这个标题有多重解读，一方面可以指一个人的一生太长的，也是借用了一个戏曲角色。“老而不死则为贼，这是说时光讨厌着某个人长久地占据在这个世上，另一方面，老生常谈，这又说的是人越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诳语吧。”
        书中的“老生”是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职业歌者，他跨越两界，长生不死，见证、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由此串联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四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贾平凹所见所闻所经历。“能记忆的东西都是刻骨铭心的，不敢轻易去触动的，而一旦写出来，是一番释然，同时又是一番痛楚。”
        在本书中，贾平凹尝试以民间写史的方式来讲述，民间写史既不同于正史，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小说，不仅要讲山海纵横与客观事件，也要讲每个人在历史中的辗转跌宕，在百年中国的革命历史中，呈现民间的生活样态与人情世故。但在将历史归于文学的过程里，贾平凹发现自己很多不逮之处，为此曾三次中断写作，直到去年冬天才完稿，而又直到今年3月，他才将其作为自己的生日寿礼披露。今年9月，《老生》在《当代》杂志刊载，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书的封底上印有贾平凹的一首诗：“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贾平凹介绍，因为写作过程漫长且痛苦，时间一长很难坚持，于是每写长篇，他都要写上一个字或几句话为自己鼓劲，这四句则是他为写《老生》的自己鼓劲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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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向《山海经》演大荒
       在写《老生》的过程中，贾平凹反复阅读《山海经》，这是他近几年最喜欢的一本书。在小说结构上，每个故事也都由《山海经》引出。“《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的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的写，《山海经》只写山水，《老生》只写人事。”
       在翻译家李莎看来，《山海经》展现了一种中国独特的叙事模式，迹近“从前有座山”：“走到一个什么地方，那地方有座什么山，山上有种什么树，又走到一个什么地方……”。有一种非常令她着迷的禅意。而贾平凹坦言，他在《山海经》中反复琢磨的是中国的思维、中国的观念。现代小说固然是西方概念，但他认为，表现形式上一定要中国化，所以采取了《山海经》的方式。
       而在批评家李敬泽看来，他更倾向于以中国的美学、哲学传统去理解《山海经》于《老生》。《山海经》中有《大荒经》，“荒”则是李敬泽提挈的中国小说的精髓所在，从《庄子》到《山海经》，从曹雪芹到贾平凹，“荒”作为一个遥远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为此间人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无限性的参考维度。“人世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既是如此热烈、如此投入的去写、去过，同时又时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大荒’，都是荒唐之人、荒唐之事，在这个意义才有了《红楼梦》，也同样要在这个架构里其理解，贾平凹对历史和记忆的看法。”
       而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看来，相对曹雪芹，贾平凹所致力对话的更像是鲁迅。老生在京剧中就以唱腔苍凉、最见功力著称，而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鲁迅的叙述声调、语感、方式最接近于老生，而《老生》中的灵魂人物“老生”也符合这样的设置。陈晓明强调，贾平凹是一个善用魔幻笔法、实验叙事的作家，但其使用并不刻意，仿佛这些现象在现实中真实存在。“《老生》把中国最古的《山海经》作为其影子把最古老的、开天辟地的神话一样的历史，和近代中国巨大转折、裂变的惨痛历史对接起来，把那个神话一样的历史，和我们要再生、也可能要终结的历史连接起来，我觉得这个作品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