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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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伟时：我看到的家乡民国县乡政府

       人类共同体的事物需要有人管理，逐步生长出政府机构。我在民国政府统治下生活了18年，对县乡政府有些零碎印象。

　　简陋的政府机关

　　我的家乡：广东省兴宁县罗岗区。1941年实行新县制，区以下分几个乡，我家在靠近罗岗圩的蕉坑村，属于罗中乡。省到乡共四级，省县之间有个兴梅专区，有专员公署，是省的派出机构。

　　这些政府机关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简陋。

　　以罗岗区政府来说吧，设在圩上原来的一个破庙中，两进的平房。区政府和警察派出所都在其中办公。区政府官员十来个人，警察也是十个八个。我没有找到罗岗区政府的档案，兴宁其他区的工薪册，和我估计的差不多。

　　1941年推行的所谓新县制的最大特点是区以下设乡，乡下面有保甲。

　　乡政府更简单：一个乡长，一个文书，一个杂役。罗中乡政府在圩场旁边，乡长袁国泰，原来是罗岗中心小学校长；没有人回到乡政府办什么事情，主要作用是赴圩的乡邻到那里去喝茶聊天。乡长的薪金是每年十担谷（每担等于现在120市斤）。

　　县政府在兴宁县城府前街。是较大的平房。我没有进去看过。大门上一边一块大招牌：兴梅专区专员公署，兴宁县政府。官员准确人数不知道，印象是出入的人从不拥挤。隔一个只有几百平方米颇为荒凉的中山公园，是国民党兴宁县党部。书记长袁荫庭是我的堂兄（共曾祖父）。他的儿子是我小学、初中同班同学，我曾跟着他进去玩过。一间三进的平房，最后一进是他家，前面两进用木板隔开做办公室，不到十个人在里面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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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和百姓

　　当时的政府与百姓的关系怎样？

　　没有听过和看过小说和电影中常见的官民、警民冲突或敲诈勒索的故事。政府和百姓直接关系有两项：

　　一是交税。田赋是最大的税收。每年都有征收人员到来，在大厅中摆开画着各块田亩的“鱼鳞册”，核对无误后就叫有土地的各家各户交稻谷。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经常入不敷出，征收田赋常常要“预征”，即提前交以后的田赋。“预征到民国##年了”，是肯定会听到的一句话。不过，大家照交不误，没有听到特别的怨言。可能是当时税率不是特别高。

　　市场上还有其他税收。说是“国民党万税”，我没有研究过税收史，没有纵横比较，不敢妄加论断。听过、见过的有营业税、屠宰税、印花税等等。印花税很好玩，一张票据，贴上多少不一的邮票那样的印花，有时和票据差不多大了，没有什么美感，但让人印象深刻。此外，税务机关不健全，税收往往包给商人或商会，由承包者收缴。

　　二是征兵。有没有暴虐的“抓壮丁”？有过一次：1949年国民党胡琏兵团败退经过粤东，到处抓人补充兵员。当他们经过罗岗圩附近时，一位友人躲在他们经过的几十米外的灌木从中，侥幸脱险，但家乡有二十多人被抓走。平常征兵倒是挺公平的。区乡政府分配名额，保长主持公开抽签。都是熟人，不敢作弊。中签者如果不想去，出12担谷，有些家庭穷困者愿意代服兵役。1948年，我的一位表哥中签，家里穷，又不想去。他伯父是保长，跟他说：出不起谷就赶快走。他立即跑去汕头找在那里经商的舅父，学会开车；以后终身以此为职业，成为国营大矿海南铁矿的汽车队长，2013年快90了才仙逝。

　　保甲长不是政府官员；挂个名，没有什么权力，平日毫无作为，普通百姓一枚。曾经流行一时的电影《抓壮丁》中那样的保长，我没有见过。

　　也许因为一直处于内外战争中，无暇兼顾，除了这两项外，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基本设施建设很差。

　　偌大的一个兴宁县，人口四十多万，是粤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邻县——叶剑英的家乡梅县。可是，全县没有一家自来水厂，包括县城在内喝水都到宁江河或其支流去挑。县区有卫生院。罗岗卫生院设在圩上一间老祠堂里。念初中的时候，他们的护士到学校里打过预防针；这是我享受过他们的唯一一次服务。平常百姓有病，找街上两间西药房或中药铺的医生看。两间西药房的医生，其实是德国传教士在梅县办的黄塘医院培养出来的卫生员。中医则是祖传的。

　　1945年罗岗连日暴雨，水淹圩场，并冲断了不远的一座公路大桥。政府太穷了，二三十米的木桥几年都无法修复，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修好。

　　不过，全县范围的公路建设则成绩斐然。县内各区都通了公路，到广州、汕头、韶关和江西的公路干线也修通了。各区兴起了民办中学的热潮（有的县立中学，实际也是民办的），并相继办起省立兴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商业职业学校、助产士学校等等；兴宁成了仅次于梅县的广东教育最发达的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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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长和警察局长

　　那时的县乡官员是怎样的？

　　先看看罗岗区的区长。张英长期担任罗岗区区长。他给我留下三点印象：

　　1.走路一拐一拐的。近年看书面资料才知道他原来是个英俊军官，辛亥革命后拥有500部众，归属国民党，占领了罗岗和附近的罗浮及龙川县部分地区，曾官拜国民政府惠（州）潮（汕）嘉（应州）特务大队长，兴宁县自卫总队长。

　　2.在罗岗墟旁边的制高点：牛寮背中间有个大操场，上到最高点有一座高耸的炮台，操场侧边有个“张英纪念亭”。为什么人还健在，就建这么一个亭？历代不是有歌功颂德的“生祠”吗？这个亭就是颂扬张英功劳的。原来他两次改造罗岗墟，使之面目一新。

　　3.逢二、五、八，罗岗墟日，这位区长必然到圩场各处唱山歌，宣传抗日。

　　做区长那么多年，没有听到他有什么劣迹。

　　再看看县警察局长谢海筹。在当时，不知道县长是谁不奇怪，不知道谢海筹的却很少。

　　他原来是著名的土匪，沿着“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出任兴宁警察局长。以毒攻毒，地方倒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治安事件，并出面为家乡筹办了一间罗浮中学。那时，罗浮、罗岗合为一个区，我多次看见他身穿唐装，一个人在县城或罗岗圩街上闲逛，脸面晒得黑黑的，不时与年轻妇女眉来眼去调情。

　　1949年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兴宁县的国民党官员包括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袁荫庭、张英等人纷纷起义。国民党军12集团军（胡琏兵团）败退，从江西、广东向台湾撤离，经过兴梅地区，谢海筹被胡琏封为兴梅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兴宁县长，带着一百多人流窜，最后剩下孤身一人在家乡罗浮山中藏匿，被围剿的军民击毙在山洞中。

　　不过，在做警察局长期间，没有听说有特别的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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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政权的生长

　　古今中外的政府都要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这一条而言，兴宁县乡政府合格或基本合格吧。但现代政权与前现代的统治机关应该有差别。界标在哪里？

　　1.是不是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2.有没有民主选举制度。

　　3.有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

　　4.有没有自由的舆论监督。

　　按照这个标准，兴宁县乡政府显然是残缺的。

　　兴宁一直有地方法院，但三万居民的罗岗没有法庭。辛亥革命后就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言，法院是独立的。

　　县长不是民选的，比1920-22年间陈炯明做省长时后退了。1936年，民国成立后就有的县参议会被省政府下令停止活动；1944年才恢复设立县临时参议会，也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县以下更没有什么选举活动。民主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办报刊是自由的。1932年，民办的《时事日报》出版，一直办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1933年，民办《庸言日报》、不定期刊物《微光》出版。此后，还先后出版了《岭东日报》、《兴华日报》、《天下报》、《建国日报》、《大光报》、《宁声报》、《工商日报》、《前锋报》等等，且大都民办，只有个别有官方背景。一个43万人的县，有那么多报刊，可谓猗欤盛哉！舆论不一律，能否履行监督政府的职责，有待研究。

　　从清末新政开始，中国现代政权建设就开始了。此后，进进退退，令人眼花缭乱。有一条是肯定的：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经济有较快发展，县乡政权建设则没有什么大进步，我的家乡兴宁的情况不过是它的一个侧影。

　　2014年1月15日星期三

　　刊登于《国家人文历史》创刊百期纪念专辑（2014年2月15日出版）  来源：作者博客

良喵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观点，民国大体分几个阶段：1911~1916袁世凯时期，1916~1928军阀期，1928~1937蒋统一期，然后就是抗战和内战了。大陆人最为模糊的就是28年前的所谓前民国期了，那一段类似于春秋五霸的浓缩版，还要填上点儿外国的调料。袁世凯期（12~16年）是两战，约2.5年一次：13年护法，袁完胜；16年（15年底开始）护国，袁over。军阀期（16~28年）前期是段祺瑞时期（16~20年），相对和平，后期就很有规律了，每2年一战：20年直皖，皖系败，段祺瑞念佛去了，再也没能说了算，直系（曹锟、吴佩孚）掌权；22年第一次直奉，直系险胜，继续掌权；24年第二次直奉，冯反水，直系败，张作霖掌权；26年，职业反水师老冯与老张火并，不利，下野，广东的北伐开始；28年北伐成功，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涉及北京（中央）的主要大战是上面这些，下面的小战数不清。广西先是窝里乱，后来形成了三头联合的桂系，四川比较有特色，混战一直在持续，到28年还没折腾完，所谓川军就是个笑话，川军一直是在打川军。

精神力量

西门庆跑到你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你述说，武松是如何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还杀了潘金莲。你作为听者，不问武松为什么要这么做，直接就跳着高与西门庆一起骂武松禽兽不如。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

烟霞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