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籍的父亲彭昭贤

前线

我的父亲彭昭贤

口述 / 彭明桂（彭昭贤长女）

整理 / 曲言训（曲言训，字中直，牟平县〔现烟台市牟平区〕政协文史科〔现文史委〕首任科长，山东省文史研究员。1980年代，是《宁海书画集粹》主编、《中国书协首届理事作品选》参编人、牟平县同乡人书画联谊会发起、组织和主要联络人。1950年代编写剧本《颜查散》。学术论著《全真教述略》、《赫胥黎及其天演论》等被《文史哲》、《烟台师范学院院报》〔现《鲁东大学学报》〕等多家刊物刊用。被公认为活字典。其文史知识、国文和书法功底深得关天相、高启云、魏启后、山曼、权希军、王荣纲、王济夫、朱乃正、巴忠鼎、张鹏、孙振勃等先生欣赏和肯定。真草隶篆皆精通。）

我的父亲彭昭贤（1896-1979），字君颐，生前任国民党中央内政部长。我家祖居牟平县王格庄乡彭家村。祖父彭文朴，终生务农。祖母张氏，于父亲6岁时去世。为了把后代培养成人，祖父节衣缩食，供父亲读书。父亲7岁在本村私塾读书时，所学《三字经》、《千字文》等，背诵滔滔不绝，常得塾师赞许。

1911年，栖霞县铁口乡毛杨村拔贡林振声先生办私塾课读，林先生属本地鸿儒，慕名就学的人很多，祖父就把父亲送到林先生门下就教。当时家道艰难，祖父每年都变卖地里的青苗，交纳学费。

父亲读书刻苦用功，再加吃不饱饭，时常吐血。祖父就炒一些豆子捎给父亲，饿了吃一把，补养身体，坚持学习。1913年，父亲又考上了牟平师范，毕业后在本乡马格庄学校教书。有一次讲课，把算术的“术”字写错，漏了个点，不巧被校董发现了，校董就找校长，说：“这个教师不能教学，连个‘术’字都不会写！”父亲听了很生气，说什么也不教学了。和祖父要了几个路费钱，赌气下了关东。

流落到哈尔滨，浪迹街头，衣食无着，无奈在一家邮局门前摆了个小摊。替人写信，挣几个钱糊口。哈尔滨道台叫李家鳌，要挑个文书，亲朋好友所举荐的，不是嫌“仪表太俗”，就是嫌“文笔不佳”，左右不如意。

李家鳌有个买菜的回去讲：“邮局门口有个摆摊写信的青年，只要说出大意，就能把信顺顺利利写下来，字写得也很好。”道台让买菜的把父亲叫去，亲自进行测试，结果很满意，就把父亲留下了。

道台是江苏人，无儿无女，看父亲处事严谨，办事勤奋，就把父亲当成亲生儿子看待。翌年，把父亲送到北大上学，毕业后在北大俄文专修科教俄语。1917年底，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刚刚胜利，国内战争创伤严重，生活困难。孙中山先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我国派了18个代表，带着救济粮到苏联救济难民。父亲是18个代表之一。

去苏以后，经李家鳌介绍，留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求学。1924年毕业回国，在南京谒见了蒋介石。蒋介石把父亲留在南京工作，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统计司司长。1930年，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父亲随张治中调新疆省任民政厅厅长。

1932年，邵力子调任陕西省主席，又以同学关系把父亲调到陕西省任民政厅厅长。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父亲调到重庆，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翌年，父亲任南京政府内政部副部长，部长是张励生。

张励生下台后，父亲任内政部长。1948年，解放南京时，父亲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从此，骨肉分离，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

父亲平素生活简朴，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我的生身母亲叫张继星，和父亲是姑表兄妹，从小订了娃娃亲，夫妻不睦。1924年父亲留苏回国后，和母亲离了婚，并在当时的《胶东日报》上登了离婚声明。

1926年，父亲在南京和袁晓琴女士结了婚，袁晓琴女士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和父亲结婚后，生下三个子女，二男一女，大弟叫彭世真，二弟叫彭世诚，妹妹叫彭世美。父亲调任新疆民政厅长时，祖父、继母、弟妹都留在南京，住在杨将军巷里，和邵力子比邻。

继母与父亲婚后的第三年，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得产后热病，离开了人世。我的生身母亲一直住在老家，直到老死，没有重嫁。我在老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上小学、初中读书。1942年，父亲调任陕西省民政厅长时，我和表弟张保庸、表妹张为学，一行三人到西安找到了父亲。当时他住在西安革命公园的一幢普普通通的房子里，继母去世后，父亲一直没续娶。

我们去时，父亲还不认识我，祖父介绍后，才想起我这个女儿，当天晚上，父亲问及家中情况。我说：“母亲身体欠佳。”父亲说：“你母亲身体好了可以嫁人”。我偏向着母亲，和父亲争吵了几句。

最后，父亲笑着说：“你们青年人要学点技术，你最好当个会计。如果能退回20年，我一定要学工，不在政界干事！”父亲还问：“你们入国民党了没有？”张保庸说：“我参加了。”父亲说：“我在国民党‘四•一二”入党时，改名为徐谷边，提心吊胆。”继而对保庸说：“对外不要说你入了党”。我问父亲：“国共两党将来能不能和谈？”父亲说：“小孩子家，政治上的事要少问、多看，要多学点知识。”接着就出题考我们。

“中国有几条大河？”“富春江在哪个省？”还出了几个时事题，现在我忘了，我们都没答对。父亲批评了我们一顿。告诉我们，明天，每人要写一篇文章，题目自定。

第二天，我按时交卷了。我写的题目是《环境与人生》，为了论述环境和人生的关系，我举了一些古往今来的例子，一些人在艰苦的条件下磨砺意志，愤发图强，终成大业；一些人条件虽然优越，养尊处优，不求进取，必将一事无成。

含沙射影地埋怨父亲无情地抛弃母亲和我。父亲看后，叹了一口气，对文章的立意，没加褒贬，只是说我语文程度还可以。接着谈起，“我在这里，生活还好。我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也无其它嗜好。

你那三个姊妹（继母所生）都送到你舅舅那里抚养着。”舅舅叫袁敦礼，留美学生，时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父亲还说：“村里有个叫彭明武的，家中处境不好，来南京投靠我，我想培养他。

供他在南京读书，你母亲（指继母）对他也不错，我的旧衣服都给他穿了。他在军官学校毕业后，当上了师长，但以后就荒唐了，吸上了鸦片，别的怪毛病也有，身体也搞垮了。”之后，父亲把我和表妹张为学送到洛阳西宫战区学生进修班学习，把表弟张保庸介绍到西安军官学校上学。

临走前，反复叮咛：“你们上学以后，要做个计划，需要多少钱，做个预算，捎给你们陈伯伯（父亲的秘书）。钱，该用则用，不该用的一定不能用。对政治上的事，万万不可轻举妄动，要多知少说！”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38号的彭昭贤旧居

1945年，我高中毕业了，到重庆找父亲，设法上大学。父亲说：“先找个工作干干，复习复习功课，晚上不要上街，要考国立大学，不要考私立大学，私立大学费用大，念不起。”

父亲当时住重庆市重庆村楼下，楼上是国民党财政部长俞鸿钧住的。我第二次去，俞鸿钧的妻子叫我到楼上住以便和她女儿做伴。父亲不同意，叫我住在旅馆里。在旅馆住了两天，父亲给了我一张名片，叫我去找民政科傅启楷伯伯。傅伯伯把我安置在民政科干办事员，从此，我就在民政科白天工作，晚上复习功课。

一直奔波了3年，才考上了四川西昌技术专科学校（原唐山大学迁去的）。按当时的情况，父亲满可以把我送到重庆大学、成都大学或者四川大学去读书，最低也是个旁听生，旁听一学期，成绩及格，就可以转为正式大学生。

可父亲执意让我考试，考上就念书，考不上就工作。为这事，我对父亲很不满意，一连几个月，没和父亲通气。

父亲为人耿直、倔强、不循私情。在陕西任民政厅长时，上下官员及其家属，吸鸦片的很多。国民党西安政府下了禁烟令，规定省级官员五年为期，逾期不戒鸦片者处极刑。

西安法院院长和父亲是老同事，院长老婆鸦片瘾很大，靠男人的权势，逾期照吸不误，有人告发到父亲那里。法院院长多次找父亲从宽处理，院长的老婆也哭哭啼啼找父亲通融解决。

父亲考虑再三，认为身为院长眷属，知法犯法，不严惩不能服众，毅然秉公执法，最后到底是把法院的老婆正法了。

我家世居彭家村，“彭”姓是“坐地户”，占全村户数的一半，其余半数是周、王两姓，三姓合“会”，（“会”是解放前村民的共同组织，负责掸办共同性的福利事业）。

彭家村北有一个“北山”，原属彭姓所有，后来归入老“会”。彭姓有个叫彭昭春的，作风不正，钻王姓的门子，叫姓王的打了一顿，彭昭春的父亲当村长，又组织人把一个姓王的打了一顿。

王姓是外迁户，又到祖居村清泉埠“搬兵”100多人，把彭的一部分人打了一顿，两姓关系破裂，王姓从“老会”中分了出去，同时主张分去“北山”山岚的三分之一。彭姓不给，于是打起了官司。

王姓县里有靠山，彭姓的官司打输了。县里判定“北山”一分为三，三姓各占其一。还把我的二祖父彭文佐押入监狱。我远房哥哥彭守香不服，跋山涉水赶到南京，找父亲出面解决。

出乎大家的意料，父亲出了个调和折衷的主意，叫彭姓出钱，把山岚赎回，还教育彭守香，打官司要认理不认人。最后，写了封信给牟平县长，让他相机处理。建议调停三姓，和睦相处，不可陷身诉讼。“一辈官司十辈仇”“后患不堪设想。”

父亲每天都睡得很晚，床头案上，摆着一部《史记》，每晚办公之余，必读一段两段，方肯就寝。早晨起床后，打一会儿“八段锦”，常年不辍。平素沉默寡言，不愿交游。

1949年，蒋介石逃窜台湾前夕，我要求随父亲一起到台湾，父亲捎了封信给我，说：“你姊妹我一个也不能带，我以身许国，只得如此。用钱读书，去找你马保山伯伯就行了。”以后我就按月找马伯伯取钱读书，直到大专毕业分配工作。

耳闻父亲到台以后，既不相信蒋介石“反共复国”的梦呓，也不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能够实现，而主张所谓的“三线救国”，“三线救国”是什么意思，我就不得而知了。

父亲到台以后，直到离开人世，30多年，海角天涯，音信全无，故土难以重归，亲人不能团聚，实属极大憾事，但愿海峡两岸同胞早日团圆，祖国早日统一，十亿炎黄子孙，携手并肩，共振中华大业，深信父亲的在天之灵，定会感到欣慰。

链接：

族谱录中的彭昭贤

彭昭贤（1897～1979年），山东省牟平县人，字君颐。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苏联留学，入莫斯科大学，留学时，因案被驱逐回国。

1929年1月派驻苏联伯力总领事；12月回国，任上海法律专门学校教授。1930年11月，任内务部统计司司长。1931年8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1932年1月去职。

1934年5月，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1935年8月，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9年1月去职。1940年1月，任陕西省政府委员。

1941年7月，任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1942年3月，任陕西省政府地政局局长。1945年5月，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7月，任内务部次长；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6月，任中华民国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内政部长，12月去职。1949年国共和谈时，彭昭贤起初曾被委派为国民政府方面代表，但中国共产党方面因认为他是CC派的主战分子而拒绝接受。南京解放时，彭昭贤随国民党去台湾，1979年于台湾病故。

《蒋鼎文先生访问纪录》中有关彭昭贤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的回忆

在陕西省政府时代，我的重要助手是彭昭贤，其实他与我之间毫无历史渊源，在前任邵力子主持陕政时，彭昭贤便担任了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一般人说他是C.C.份子，我根本不介意这些，究竟他是不是C.C.，我到现在都不太清楚。我因为他有学问、精明干练，做事情有魄力、有才干，对於陕西情况又熟悉，所以我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后，仍请他担任省政府秘书长，统筹管理省政。因为我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又兼西安行营主任，事情比较忙碌，对於省政事项几乎都尊重彭昭贤意见。彭昭贤也是一位眞正的君子，应事不苟，持正不阿，处处都能在大的方面著手，很能替我分劳分忧。他早岁曾经留学俄国，留俄期间与刘少奇很有交往，以后国共分裂，彭昭贤与刘少奇也就分道扬镳，从不循私与刘少奇有所往还。我也知道他与刘少奇这段渊源，可是对於彭昭贤的忠贞从未怀疑过，他与我可以说既是长官僚属，又是很好的朋友，他与我公私相处都保持分寸，我对他也保持我应有的风度，凡事礼遇有加。

有一件事值得一敍。我在陕西省政府主席任内，把剿匪列为重要工作之一，我仍旧采取在福建绥靖主任任内的办法，采取先抚后剿的办法，设法使他们招安，这种办法好处很多，可以不用采取军事行动，用不著流血，用不著糜烂地方，便解决问题。我自己甚至深入匪区找土匪头目谈话，晓以民族国家大义和利害关系。我对他们说：「现在是抗日期间，国家需要用人，你们只有参加抗战才是英雄，只有在抗战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你们这样打家劫舍，除了为害桑梓以外，还会有什麼结果呢？我经过种种努力，收编了不少股匪，有的编成义军开赴前线杀敌，有的编为地方团队保护当地治安，我一切开明任听选择。只有王三春一股悍匪为害甚久，不听招抚，此剿彼窜，流窜於陕西、甘肃、绥远、宁夏几省的边境，没有办法肃清。我采取了诱围办法，把王三春诱到秦岭山区，用陕西保安队三个团的兵力追剿，以一个加强团追击，一个团输送弹药补给，一个团机动增援。我请预备师师长谢甫三负责指挥剿匪军事，谢师长为徵集民夫和县政配合方便起见，向我建议他想在秦岭山脉中的一个重要县份，保荐一位适合的人担任县长，以利军事行动，我认为很有道理，同时认为是件小事，便采纳了谢师长的意见，下了条子照委。照常例说，主席要委派县长，在战时只要下个条子，秘书处只有照办，以后再交省府委员通过便了，那里还有事先徵询秘书长的道理？可是彭昭贤在陕西很久以来便建立一套县长任免制，他当秘书长以后，这套制度照行不误。彭昭贤认为我这样做是不尊重制度，要我收回成命。这在我说来，收回成命有损威信，不免迟疑了一下以思索补救办法，那知彭昭贤认为不合意，居然一纸辞呈挂冠而去。我很不容易的才把他找到，收回了成命，尊重了他创行的制度。以后剿匪工作因为县政未完全配合，当然困难较多，但毕竟还是生擒了王三春，为害十几年的匪祸牧平，陕南老百姓安居乐业。由於这件事，我对彭昭贤这种办事讲原则、不苟同、不迎合上司、不恋栈，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政治家风度非常佩服，做政务官就应该有此风骨。

彭昭贤是一位识大体、有见解、有为有守之士，体质上也有异禀。我五十岁诞辰时，生怕在西安城内有所惊扰，到华阴去避寿，他秘密的听到消息，赶到华阴去替我拜寿。那天大雪盈尺，别人都要穿著很厚的衣服，室内都生著熊熊炭火取暖，他竟然能敲碎冰块跳到池塘中洗冷水澡。当时彭昭贤的原配已过世，他并未续弦，但和一位绍兴小姐过从甚密，这位绍兴小姐是位大家闺秀，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既然很好，就该结婚，可是偏不结婚，又常常吵架，吵了又好，我常常劝他们及早结婚，一直拖到胜利后才在杭州结婚。他们结婚时特地请我替他们证婚，恰好我要去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无法分身，把图章派专人送去，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盖章，了却这段夙缘。现在彭昭贤避居东京，就靠他的太太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做事，拿两百元美金为生，彭昭贤自己写文章补贴家用。年前我去东京畅敍旧情，我说：「你如果当年不娶这位贤慧的太太，你今天在东京恐怕要饿饭了。」不禁相与大笑。

不要走「不得了」的路（节选自彭昭贤: 盛世才与新疆政局杂忆）

我（彭昭贤）当时的远赴新疆，原是奉命而往，何况南京中枢方面，蒋汪两人之间的关系，又是那麼微妙，我确实无意卷入那种政治斗争的漩涡，乃再三的对盛世才表示不能留在新疆的苦衷，请他特别原谅。

盛氏至此，才知道无法挽留得住我的，特於我要离开新疆的前夕召集新疆文武要员作陪，为我安排了一个盛大的饯别宴会。

在那次宴会席上，盛氏对我不无依依惜别之感，而且向参加饯别的人，公开演说，把我捧得高高地，并要大家向我敬酒，对新疆局势的由混乱趋於安定，向我表示诚挚的谢意。盛氏当时的热忱，并非做作，实出一片真诚，所以我在饯别席上，也很为之感动，为了表达谢意，我曾经当场发表了一篇「临别赠言」，今天回忆起来，我还依稀记得，其大意谓：

「当初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是一位文武兼资的名将，他们於攻下南京之俊，天王洪秀全特赐赠了他一座闳敞的府第。当这座府第修建完成时，石达开亲笔写了一付联语，悬於外门之外。上联写的是：『了不得』；下联写的是：『不得了』！参与贺礼的人问他：这副联语是什麼意思？他说：弟兄们辅佐天王，扶汉灭满，恢复了河山，建立起了新中华，以奠定百年不朽的基业，那麼，我们所做的事便是：『了不得』！假如我们在事业尚未稳固以前，便不争气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以致后来死无葬身之地，便是：『不得了』！

「新疆的地理形势，是北俄南英，介乎两大之间，对内地的交通，又极为不便，中央目前的政策，是一面进行剿匪，一面准备对外。我认为盛督办如果能够稳定新疆，使中央无西顾之忧，这便是：『了不得』！

如果是做不到这一步，使中央增加了困扰，或者是使新疆倒在某一个外国的怀抱（暗示苏俄），给国家留下了千年万世的后患，那便是：『不得了』！」这时，宴会席上的气氛，突呈严肃，似乎参加宴会的人，都很感动，盛世才此时也是凝神不语，倾耳细听。我的话匣既已打开，也有些欲罢不能，遂又接下去说：

「盛督办是我的老朋友，他的学问和见解，是我一向所敬佩的。凡是我能够看到的地方，他一定比我还看得更远更清楚，我现在非常恳切的向他祝福，当我离开新疆之后，要走『了不得』的路，不要走『不得了』的路！」

我那次所发表的临别赠言，并非是无的放矢，原是有感而发！因为我那时已感到在新疆现实的情形下，盛世才很容易走向苏俄的怀抱。

转载声明：本文转载自「老年文苑」公众号，搜索「gh_9c63dff93e97」即可关注，[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