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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篇重在文本辨析,本篇则由历史细节入手,试图对事情原委做进一步梳理。而一旦进入历史情境之中,立即会发现此事存在若干令人迷惑之处。首先就是“五日太守”之谜,这事确实太过稀罕,不仅对苏东坡,对登州,堪称奇遇,即使在古今中外的官任史上,恐怕也难寻其俦!他于元丰八年(1085)10月15日抵登莅任,仅仅过了五天就接到返京就新职的诏令。实际上这一新诏早在9月18日即已签发,从法理上讲,他到任之前即已失去太守身份。不过对于任期时效,古今肯定有不同的认知。古人以为只有当事人接到诏令,它才生效。所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当时的登州官民,都确定地认为他是当了五天登州太守的。但尽管如此,以他的敏悟,“五日太守”也必会令他心生神秘感。他在《登州海市》诗中说:“心知所见皆幻影”,“异事惊倒百岁翁”。他所见的所谓海市,很可能只是出现在海岛上空、海天交接处的一团云气变幻之象,这在冬季很平常。但他是首次与海亲密接触。这异象与他心里涌动着的神秘感发生共振,嘴里说的是海市,耳朵里鸣响着的却是他的自我感应。联想到多年的遭际和命运的突变,他的感慨是:“信我人厄非天穷”,“岂知造物哀龙锺”!那年他五十岁,似乎真地已知天命。
蓬莱阁苏轼海市诗刻石细思之,此事的确很蹊跷。要探求其中奥秘,先须考察驿传系统。我国古代早就有以京师为中心,通达全境的专用于传输官方文书的驿道加驿铺的传输系统,到北宋它已臻于完善。全境主要官路和水路,每隔二三十里设一驿铺,配置相应的马匹和驿夫(由厢军兼)。就陆路驿传而言,按文书的紧急程度分三级,逐铺递传,“步递”(等级名词而已,实际仍是马递)日速200里,“马递”日速300里,“急脚递”日速400里。由汴京到登州陆行约1500里。官员任命诏令属普通文书,例由进奉院交发,一日内上路。这是枢密院严格的军制。如是,则苏东坡9月18日的新任命应在八九天内送达。但实际却是10月20日才到,晚了二十几天。这的确很不正常。再看官员出行的驿馆系统。宋以前官员公差出行,也由驿传系统接送。到了宋代,官员出行规模空前膨胀。宋代所有县主簿以上官员均由朝廷统一调度,地方官任期两至三年,流动频繁,驿传系统不堪其荷。因此宋初另在主要官路和水路上加设驿馆。出行官员除携带“告身”(证明身份)、勑牒(证明公差)外,另由“三司使”(后来是户部)发给馆券(或称驿券)。券上注明应给粮油盐柴等物品具体数量。凭此可在沿路馆舍免费食宿。也可将物品折换成钱贯,实际上是有价证券。交通费用可能另有规定(因缺乏史料,具体规定不得其详)。既然官员公差费用由朝廷承担,当然朝廷会对路径选择和期限做严格规定(可能会在勑牒中注明)。逾期和枉道(明显绕路)须“具名以闻”(实名上报),给予处罚。超额费用需自己承担。持券人在享受免费服务的同时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定,权利与义务对等。看来馆券制度带有某些近代契约性质。而苏东坡依其诚信和廉洁本色,即以契约精神而论,也是杠杠的优等生。晚年他贬居海南儋州,临时住了几天官家陋舍(当时他仍有琼州别驾身份,按说有资格住),竟被忮刻小吏轰走。他沉默以对,自己率幼子苏过临时搭建一简陋茅棚栖身。如此模范生自然不会违约。他此次登州行程,七月中由常州动身,十月中到登州,看来朝廷给定的限期是三个月,路径选择肯定也是中规中矩。一切都在预设之中。他的努力践约,如期到达,无意中好像就是为了实现“五日太守”。 诏令所以会延期二十几天于10月20日送达,估计有有两种可能。一是进奉院押后二十几天发出,即故意拖延发出时间。但这事先须经中书省与枢密院协调,再由枢密院指令进奉院执行。如此大费周折,除非有特别的“手诏”或“传宣”,否则绝无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职能部门或驿铺出现了难以预测的失误。如果是这样,那真是“造化哀龙锺”,上天有情,不仅施惠于坡公,也施惠于登州。“五日太守”,乃天意也!
以下讨论具体行程。苏东坡44岁经历乌台诗案生死之劫,继以近五年的黄州贬謫,又在江淮一带漂泊一年。到元丰八年,他50岁了,才获准常州居住。他5月底回到常州宜兴,本拟就此躬耕陇亩,做个田舍翁,不意6月底又接到起复知登州诏令。登州虽是边陲小城,但唐代曾是北方重要海口,宋时其海峡对面就是辽朝,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东坡对此次任命看得非常重,当成人生的新起点。他在谢表中说:“陛下起臣于散官永弃之地,没身难报,碎首为期。”这分明是在以生命相许!话是说给君王的,表露的却是他“奋然有当世志”的赤子本色。毕竟他只能在君王所设定的框架内建功立业,我们能奈其何?在另一份谢表中他说:“岂意寒灰之复燃,试其驽马之再驾。”几年前他在黄州寒食诗中说:“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死灰的意象浓缩着他深沉而曲折的情感激荡,千年之后仍足以令人陡生秋风易水之叹!这个高贵而良善的老人七月中旬挈妇将子从宜兴出发。由江南水路入长江,然后入运河北上,直至九月才到楚州(今淮安)和涟水。一路乘舟,走得很轻松。游名山古寺,访亲会友,与佛门弟子谈禅说偈,与故旧新交饮酒赋诗。在润州(镇江)金山妙高台过中秋节时,有歌者唱起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竟然聊发少年狂,踏歌而翩然起舞。他以其特有的风格向他挚爱的热土告别。在涟水辞别友人赵晦之,他说:“倾盖相逢拼一醉,双凫飞去人千里”,似有诀别之意寓焉。涟水向北,转陆行,限期已迫近。十月到密州(今诸城),他曾在此地任太守两年多,而且这也是赴登必经之地,故此稍作停留。此时距最后期限只有十二三天。即使走最便捷的官路,经莱州赴登,也有600里路程。但是东面不远处奇峻险绝的牢山(今崂山),对于他的好奇是个不可抗拒的诱惑。所以他选择了“並海行数日”,以免错失机会,抱憾终生。
由密州向东,到胶州湾,傍海绕牢山,约300里,疾行也需四五天。此行很辛苦,而且所需费用也得自己承担。但是有机会尽享“造物者之无尽藏”,他绝不会错过。这就是他的本色!当见到“道旁诸峰,真如剑铓”,他意兴风发,情不自禁,高声诵读他所崇敬的柳宗元诗句:“海上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这番经历为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后来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及此番经历,他仍然兴致盎然。(我觉得“仆自东武适文登,並海行数日”云云,应是他后来写给友人书信的摘录。仆,是信函专用语,自称。)过牢山,转向北,经莱阳、双水镇(今福山)官路,转西,到登州,距离约600里。全家雇骡车疾行,八九天可到。此段行程绝无可能选择绕半岛海行,且不说路程倍增和冬航风险,那时半岛北面因有辽朝威胁,官方禁止由海路入登莱州界。(见宋会要辑稿)上述行程多采自台湾学者李常生所著《苏轼行踪考》。李先生对苏东坡一生行踪考订甚详,唯独由密至登这一段除外。他在该书第十三篇“万里来去,登州五日”中说:“並海行数日,或古代陆行不易,部分入海航行至登州?有无过莱州亦不得而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述,是因为苏东坡由密至登十几天行程,无文字留存;依靠史料做判断的李先生无据可依,巧妇难为也。以坡公文思之敏,这一路有海景,有奇峰,绵延八九百里的路程,他怎么会交了白卷?这是此行的又一个谜。以我之见,这是因时间太紧,太累,此刻坡公已是满脑子“契约精神”,只顾得赶路了。上天不负苦心人,也多亏他如此敬业,如期赴任,这才有了星光一闪的“五日太守”。註:本文关于驿传和馆券的陈述,主要依据是曹家齐教授的《宋代交通形势与制度》与《宋代驿传制度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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