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宋村这条长400多米的中心大街,从东头到西头,有几处重要的实物地标,依次为最东头的红炉,大过间胡同口的石条,大过洞胡同口的老井,老爷庙边的碾屋家。
先说“红炉”,这是我当大队会计时,收支账副业收入的科目名称,很文明吧。口头上,村民都叫它“驴蹄子桩”。因为这红炉的主要功能,就是打造铁马掌,当然还有驴掌,都是大半圆形。也打造铁牛掌,两块半月形。每到集日(平时也有),四乡八邻,车把式牵拉着牛、马、驴、骡来钉掌。掌柜的叫柳宗仁,全家从黄县迁来,一口黄县腔。老两口带着二子一女,专以钉马掌为生。这柳老汉很有一种豪侠之气,擅赶车,擅调理牲口。性子再烈的牲口,到他手里,都给治得服服贴贴。他蒙上牲口眼睛,用大绳四周一围,把牲口圈在驴蹄桩内。用两根粗绳穿过牲口肚下吊在桩上,挽个扣,使劲一拉,牲口四蹄就悬了空,挣扎不得,老老实实。柳掌柜身扎皮围裙,身子往牲口肚下一靠,右腿一弓,伸手就捞起马(驴、骡、牛)蹄,左手拖过木凳,将蹄子按在凳上。一把半长铁铲,夹在腋下,用力切去新长的蹄子,切平。拿过铁掌,用新打的专用驴蹄钉,将铁掌订在蹄掌上。每钉一个,羊角锤一转,拧掉多余钉头。钉完,再动铲切平蹄子边缘。三下五除二,就钉好一只。动作行云流水,十分娴熟洒潇,让人佩服得了不得。这些切下的驴蹄片,是最好的花肥。村民捡回家中,插在花盆里,无须再施别肥。他的徒弟,我下学时,就换成了比我早一年下学的四儿,抢大锤,打下手儿。那叮叮当当、节奏起伏的锤声,呼呼啦啦的大风匣声,日复一日,响彻在古村上空,仿佛来自远古的绝响,烟火气十足。伴着日出日落,鸡鸣狗吠,伴着人们的劳作休憩,是一幅立体声图画。
有一年,我们坐上柳老汉的马车,去朱桥赶大集,为生产队买牲口。一路上,他举着旱烟袋,并不挥鞭,信马由缰,给我们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说二人数年苦读,晚上两张床间拉一纸帐,不能捅破。至毕业,梁竟不知祝是女儿身,祝也不说破。阴差阳错,竟成悲剧一场。听得入神,不觉间便到了朱桥。他还说,吃什么都不如吃鸡蛋耐饥。赶车的,如早晨吃上四个荷包蛋,再重的活,一上午绝不会觉得饿。
柳老汉的老伴,黄县腔更浓。我们小时候,总学她站在大门口,喊二儿子——小名得利回家吃饭的腔调:“得(děi)利呀~,来(lāi )家(jiǎ)歹(dǎi)饭哪~,歹(dǎi)馉(gù)馇,哈馉(gù)馇汤(tǎng)~。”得利听到喊叫,就丢下一起玩耍的我们,一溜烟似地跑回家去了。
“驴蹄子桩”往西60米,就是我们鸡蛋市胡同,对面就是大过间。大过间胡同口东西两侧,就是本文主角——这两块石条了。为此,我写过《石条》一文,编在我的第二本散文集里。在此且按下不表。
再往西30米,就是大过洞胡同了。“大过洞”的叫法,也是口头称呼。我见祖父修的族谱里,写作“大衚衕”,才知道,口头是一种念白了的叫法。这胡同的建筑形式很有特点,他处未见:胡同西侧的房屋,均为一排六间接山房,隔墙分为两家,独自为院,独有院门。出门两家共用一个过道,向东通向胡同。这样的房子共四排,住了八家人家。想必最早为一个大家族盖的,兄弟分家各住,延续下来。
大过洞北口,东边即为一口古井,明代所挖,供周围一带人家吃水。我从上初中有能力起,便到这里挑水。一年四季,惟有冬天,石铺石砌的井台,洒水后结冰,非常湿滑。手冻跟猫咬似的,用辘轳挽上水来,小心翼翼地提到井台下,前后两桶一挂,挑起,迈小步,慢腾腾离开,到街上再迈大步挑回家。
与“驴蹄桩”配“红炉”一样,这水井边配了一间“开水炉”,供全村人家来打开水。一暖壶一个水票。烧水的叫刘岱山,外号“马户”,组成一个字你知道念啥,可见其人性情。(在此说明,写此外号并无恶意。按街坊辈,他是我祖父辈。因为村民给他起了这外号,所以在此写出来。请已经作古的刘岱山大老爹见谅。其实,不光是他,当时大多数男性村民都有外号)刘岱山原来负责村里看山护坡,整日价在河、坡巡查,专抓偷粮、偷草的小偷。我们这些拾草的孩子最怕他,常被他追着由汪家道跑到吴家台子,总有数里地。若被抓住,没收草篓、装篓。有一次,我在西河猪场边刨“玉皮压兰”,一种类似足球场上的草,被他突然冲出捉住。情急之下,我用小镢,朝他的肩部打了一镢头。由此,全村茶余饭后传为奇谈,说这小子竟敢太岁头上动土,敢打无人敢惹的“马户”!在大街上看到我,都朝我裂嘴笑。有赞许,也有看热闹的。
扯远了。刘岱山自腿脚不灵便后,被安排烧开水炉,算是大队用工,轻松活,工分却不少挣。每到中午、傍晚,他把水炉哨子烧得“呜呜”响,大家一听,知道水开了,打发小孩来打水。他抻着嘶哑的嗓子,愤世嫉俗,嘟嘟囔囔,但总体看起来比看山时和善了许多。我每次去打水,总有点不好意思。他倒不记仇,颇有一笑泯恩仇的大度。等我当了大队会计,他每月到大队办公室找我交水票,倒是他不好意思起来。
再往西150米,就是老爷庙了,即关公庙。庙后是西大院,全村开大会、演戏都在那里。院南门外,有一“碾屋家”,内有石碾、风箱,供村民给粮食脱壳用。关公庙内的塑像,墙上的壁画,印象很深。每年正月十五,家家往庙里送灯。西大院唱大戏,大街上放焰火,扭秧歌,舞狮子,耍龙灯,还有跑旱船和打花棍,人如潮涌,热闹非凡。这打花棍要多写两句,因为比我年轻的人就不知道这玩意儿了。花棍是一根竹竿,一米半长,两头各装两枚铜制钱,竿用彩纸缠起来,呈螺旋状,花花绿绿。妇女和女孩,盛装,长列两排,人手一竿,脚下秧歌步作行进状,配合音乐,一齐舞动,制钱“哗哗”作响,煞是好看。口中齐唱:“一根哪,花棍啦,打得好哇。正月十五元宵节,来到了哇~……”这真是佳节最好看的玩意之一!
与关公庙和石碾一起,留在记忆深处的,是我当大队会计时的师父,徐启东大老爹(祖父辈)。在西大院北屋的办公室,一张大办公桌,我俩面面相对,朝夕相处三年整。那是人生快乐的时节。对他,不多说了,可另写一文。
“好饭留在最后吃”。回过头来,再来说那石条。如此说来,这题目与内容不相副了。题目不打紧,只要把如烟旧事写出来,心里高兴就成。因了大前天鲁大的研讨会,谈到父亲生平;又因山人兄把我拉入“不二写作群”,每月需交作业,心里有压力。没有感人的生活可着笔,才回味这已经写过一次的石条。写写父亲在这石条上,发生的两次遇险经历吧,以了写作群的“任务债”。
父亲在1945年5月被抓进青岛台东警察局,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受尽非人折磨。街坊作保,捡得一条性命,回家卖地卖牛还债。这时,他已呈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偏偏在抗战胜利前夕这几个月,时局不靖,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在这块石条上,又经历了两次性命攸关的惊吓,几乎死里逃生。
这天,父亲一身西装,坐在胡同口西边的石条上,正因失业,衣食无着而烦闷。这时,沿着辛蚕公路,一群国民党散兵走进村来,转过街头向西,相距只有40米时,父亲才抬头发现他们。逃走已来不及,只能强作镇静,硬着头皮不动声色,心中早怦怦乱跳。这帮人走过胡同口,父亲刚要舒口气,那之中一个兵头,返身回来,盯着父亲厉声喊:“站起来!穿这么好,一定是个汉奸!”父亲站起,他又命令:“把衣服脱下来!”“裤子!”“皮鞋袜子!”父亲原指望他会把换下的旧衣服摔给自己,哪曾想,兵头用旧军服把破鞋一卷,夹在腋下,扬长而去。气得父亲咬牙切齿干瞪眼,无奈赤脚走回家去。好在性命无忧,一颗心放回肚里。
真是祸不单行,过没几天,还在同样地方,一帮据说黄山馆下来的日伪军,从东边汪家道上走下来。这次相距200多米,他们刚一露头,就被父亲发现。父亲起身奔入鸡蛋市胡同。那帮人一看有人逃跑,边鸣枪边急追而来。父亲窜入家门,从后窗跳进小后院,再翻墙至后面的五支祠堂,发现祠堂正门上锁,知道房子无后窗,急切间又翻西墙跳到西胡同。又怕追兵沿西胡同追来,就直奔再后排裁缝家里,见厢房门开着,窜入饲草堆中藏起来。这才度过最惊险的一劫。
父亲前半生波澜起伏,大上海与穷乡村,发达与穷窘,得意与狼狈,落差太大。事业家庭,屡遭劫难,遭际太过沉重。旧社会与新中国,他都亲身亲历,至老年仍感慨不已,常以此教导我们。
哎,想起这些,让人心难受。还是以这两块石条,谈点儿时的故事,轻松一下。这大过间,东西各一院落,兄弟各居一处,过间上面房子是相通的,可爬过人去,显示了“兄弟同气”之意。东院兄长刘洪藻,西院弟弟刘洪雁。刘洪藻的孙子刘利生,刘洪雁的孙子刘福利,都是我的光腚耍伴。如今只说这刘利生,长我一岁。那年可能他刚入学我还未入,我俩白天黑夜,没事就各占一石条,在上面玩耍。各种花样。串唱样板戏,改唱样板戏,改唱歌曲。如,改唱《沙家浜》“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一段,是这样改的:“吃菜不如吃肉香,哈面汤不如哈馉馇汤。我佩服你哈了面汤,不尿炕,竟敢在鬼子面前耍流氓!”(童言无忌)歌曲“真是乐死人”是这样改的:“今年一开春,我领着我的儿,来到了破烂市,买了个破胡琴。他说要两毛五,我给他三毛钱,气得那我的儿,嘴里胡愣根!”类似的,多了去了。胡贫嘴:利生:“我拾草打兔子,一举两得!”作胜利状手势。我:“我拉屎扒地瓜,捎着捂蚂蚱,一举三得!”双手斜伸向上方,作“万山奔来吾胸中”状。
哎,我可怜的光腚耍伴利生,你的命怎么这么薄?几岁上死了父亲,小时候跟着奶奶爷爷生活,七岁就端着盆到西河洗衣服,人送外号“小媳妇”。落实政策到县汽车站干了一辈子办公室主任,59岁快领养老金了,自己又死于癌症。天公待你何其不公啊。我的眼里已经充满泪水了。
石头有记忆乎?你说没有,我说有。不因这石条,怎能在这耳顺之年,想起这么多儿时故事?打油曰:
青埂抛掷坠人间,大过间口处安然。
人来人去喜和泪,阅尽沧桑数百年。
非是我把石头说,实乃石头记无言。
且都将作一勺烩,留与使君饭后看。
2023年12月12日,昨日雨雪,于二酉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