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北京古城墙：一段远去的记忆

前线

面对现实，城墙输了

徐敏/文

---

曾经的西直门

北京的城墙，一开始是并没打算拆的。当初，解放军与傅作义谈判，力促北平和平解放，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免遭炮火破坏。作为古城的防御屏障，北京城墙自然也在保护之列。

北京大学土木系的孔庆普，1950年分配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技术员。他的任务，就是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修缮。51年4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还给北京下拨了维修款，用于修缮城楼。这一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随即又上报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让人意外的是，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复。

到了1952年5月，风向就突然转变了，主持修复工作的孔庆普接到指示，凡是影响首都交通改善工程的城墙、城门、牌楼，都要逐一拆除。

最初，但凡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再报市政府批准。梁思成是“都委会”副主任，每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这话很容易产生误会，让人觉得好像刚住进中南海，屁股还没坐热，就要被请出去似的。

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因此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此后，建设局开辟城墙豁口的报告就不再报都委会了，而是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再上报市政府。这样一来，“都委会”就被边缘化了，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很生气，找到副市长吴晗诉说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积极参与拆除工作。从此，梁思成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后来的情况证明，专家生气作用很小，领导生气就厉害了，而且层级越高就越是厉害。50年代初，有个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

上面发了话，下面当然要抓紧实施，将领导设想的蓝图变为现实。所以才会有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的动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倍感兴奋，积极推进，导致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在整个城市蔓延。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的问题。

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牌楼，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但吴晗绵里藏针地回复说：“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言下之意，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

但林徽因的态度很鲜明，坚决反对拆除文物，她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对此建议，吴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观点：“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辩，吴晗便说：“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

这帽子就大了。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会上，梁思成被数次气哭。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争论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拆与不拆，已不是单纯的建筑问题。在这场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注定只能是失败者。

后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欧美同学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吴晗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林徽因大声谴责，说吴晗“必将身败名裂”。当时她肺病已重，声音沙哑低沉，但神情与胆魄都让吴晗无以应对。在权力面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不能力挽狂澜，但在精神道德层面，却使吴晗的猥琐龌龊彰显无遗。

从1954年1月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牌楼。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剩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无一遗存。1969年，内城城墙也被尽数拆除。

战乱没有毁灭的京城古建筑，在吴晗等人的运作下灰飞烟灭。

病重中的林徽因绝望地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郁的情绪中，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仅51岁。

梁、林是中国最具专业眼光，也具备传统良知的建筑学家，终身从事古建筑的考察和保护工作。他们保护北京古城墙的呼吁，出于至情至性。二战时，盟军对日本实行无差别轰炸，梁、林抛开家仇国恨，建议保护日本京都、奈良，使其免于毁于战火。而对自己国家的古城墙，他们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拆再拆，一毁再毁。

&bsp;

与梁、林等人的痛心疾首不同，一些专家学者却显得欢欣鼓舞。

他们认为，北京古城墙的建筑是为了抵御外敌，这个目的面对飞机大炮，已经没有什么实用性了；作为一国之都的北京，众多古建筑在将来一定会影响城市交通的发展，限制城市的进一步扩张。郭沫若还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理由：城墙是封建余孽的象征，必须拆除。

处在当年的政治环境，郭的看法自然是极其革命的。但在文物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所谓“封建余孽”之说，就显得十分荒谬而愚蠢了。

北京古城墙创始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代、民国。古城墙周长24公里，墙基宽24米，墙通高12-14米。四角建角楼四座。城墙内为夯土，外包砖石。外层包砖1米左右，多为明代大城砖，内层包砖0.7米左右，多为清代小城砖。

北京的城门有“内九外七，皇七禁城四”的说法，这种说法表明北京城共有二十七座城门。其中“内九”指的是：正阳门（前门）、宣武门、崇文门、阜成门、朝阳门、西直门、东直门、德胜门和安定门。“外七”指的是：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和西便门。

“皇七”指的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大明门（大清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而“禁城四”指的是紫禁城的四个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

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天安门城楼，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箭楼和一段城墙，加上后建的假古董永定门城楼共6座，其余30座500多年历史的城楼、箭楼也已荡然无存，全被拆毁。

有人记下了许多城门拆除的时间。

崇文门：1950年拆掉瓮城，1968年全部拆光。

永定门：外城最大、最重要的城门，1950年拆除瓮城，1957年将城楼、箭城一并拆除。

西便门：1952年将城楼、箭楼、瓮城一并拆除。

阜成门：1953年拆除瓮城、箭楼台基，1965年拆除城楼。

左安门：1953年将城楼、城台、箭楼、瓮城全部拆除。

朝阳门：1953年拆除城楼，1957年又拆除箭楼。

右安门：1956年拆除箭楼、城台及瓮城，1958年又将城楼拆除。

广安门：1957年拆除城楼。

东便门：1958年修北京火车站拆除城楼。

宣武门：1965年拆除。

东直门：1965年拆除。

西直门：1969年因修地铁将城楼、箭楼、闸楼、瓮城一并拆除。

安定门：1969年因修地铁拆除。

这样大规模的拆除，北京市是做不了主的，也没有这样大的胆量。彭真为此事找过毛泽东，毛的答复是，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

孔庆普据此说，下令拆城墙的是刘少奇。具体负责拆除的，是他孔庆普。刘少奇已经看不见孔庆普的答记者问了，如果他能看到，不知道他是否同意孔庆普的说法。

目前，北京明城墙遗迹还剩两处，崇文门至东南角楼一段，是现存最长的明清北京城墙，全长1540米，占地15.4万多平方米，连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北京城东南城角楼，是相对保护完好的明清城墙遗址，也是明城墙遗址公园的核心保护内容。

现在回头再看1950年代初期，围绕古城墙是保留还是拆除展开的那场争论，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和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应该是很有远见的。梁陈方案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确保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这样，长安街就如同一根扁担，挑起北京新旧二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遗憾的是，梁陈方案未能获得官方支持，北京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拆墙行动。从1952年开始，政府组织市民义务劳动，动员各单位拆墙取砖，将北京外城墙全部拆除，内城墙拆了一半，留下一半。

在北京古城墙如火如荼地拆除时，梁思成不止一次地表示：“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种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哲人已矣。1972年，梁思成病逝，拆除仍在继续。几十年后，就连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四合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也遭遇了“维修性拆除”，现场一片瓦砾。

而就在这次拆除事件发生之前，梁林故居已经纳入北京第三次文物普查新登录项目，故居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也正在进行中。然而，即使有了“免拆护身符”，梁林故居仍然难逃拆除命运。

想想也是，北京城墙都被毫不可惜地拆了，梁林故居又算得了什么？

转载声明：本文转载自「青衣仙子」，搜索「gh_15d854598f39」即可关注，[阅读原文]。

岗山文化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