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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岗山文化 于 2018-1-31 09:40 编辑
我的前辈 隋建国 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孝”字的国家,是一个很注重孝道的民族。所谓孝道文化,就是关于关爱父母长辈、尊老敬老的一种文化传统。 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一般指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赡养老人,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等。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孝道是责任、是义务、是品行、是良知、是感恩、是回报,孝道始终是摆在第一位。没有孝道就没有人道,一个缺乏孝道的社会,人间就没有友善和亲情可言。作为每一位华夏人,要牢牢记住,我们今天的基业是先人们留下的,不忘前辈的功德,尊敬、关爱、赡养先辈和老人是后人和晚辈的职责。 对于已故的前辈们,我们无法孝敬和报答他们的功德,记录他们的业绩传世后人,就是最好的回报。 以下《礼宾司爷爷》《为国捐躯的父亲》《母亲是隋家的功臣》《廉政的五叔父》《大会首三伯父》《功不可没的大伯父》是我为纪念俺家前辈的家史篇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晚辈对先辈的孝敬。敬请指正。 清廉的五叔父 五叔父隋芝亭,原名隋玫。民国八年正月十二日(1919年2月12日)生,小学学历,中共党员,1938年入伍。曾在栖霞县岗南乡、花园乡为党秘密工作。1940年离故乡在烟台福山县、长山岛特区继续干地下工作。尤其是为解放长山列岛带领守岛军民同国民党顽匪几经周旋,解救鱼民夺回船只,功不可没,被载入长岛县史册。解放初期在掖县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后调任莱阳地委工作。1951年到山东省党校学习,结业后任命为栖霞县委书记,上任前又响应号召进驻济南市公私合营企业进行工商业改造,任成丰面粉厂党委书记、鲁中电力局(管山东及河南徐州一带)党委书记。1953年调任济南市天桥区委任区长,1970年任区副主任,1980年因病离休,离岗前为区副区长。 要说我们的家史,还得从叔父说起。文革初期,轰轰烈烈的揪斗当权派那阵子,身为济南天桥区区长的叔父因为人厚道人缘好,并没有挨批斗,到后期只参加过省市区领导戴大纸帽子的游街。后来叔父因“隋芝亭”与“隋志清”两人混绕的事没有蒙混过关,一直在挨批斗,直到当事人出面方解除误会。为此,他多次来信让我向大伯父询问家里的一切,就这样我开始了解了家庭以往。他的个人史有“出家”一段,就是当年家中破产在登州被送寺院的那段。那时候,叔父在外叫“夹包袱”,就用包袱包着党的机密东奔西走躲躲藏藏干地下工作。捎信回家就是说在外做买卖。听我大伯父说过,那时候我党有自己的信件往来渠道,我叔父的信都是他按时步行到十五里外的招远县方家去取。我曾在我家抽屉中见到当年叔父用纸糊的小信封,内容就是在那里做买卖需要多少钱等。在我家厢房驴槽底下还藏有一本4K长山八岛军事略图。上面画有建筑、灯塔及军事设施等。叔父曾对我说过,有一次回家要钱,你爷爷只给了我一毛钱盘缠。 五叔父原居住在大名湖西侧,共青团路西门西北。即当年天桥区西杆面巷。巷子南侧与秦琼故居相邻,是一所朝西门的大宅院。与所不同的是普通居民是厢房,叔父是带大厦檐的宽敞正厅。大哥住在制锦市,我们常走的路和去的地方是顺河街、馆驿街、成丰桥、北坦、铜元局前街、普利街、筐市街、北园路、明湖路、解放路、济安街、天桥、黄屯、无影山、工人新村、大明湖、建设路、卧虎山庄等。1976年7月我有事去了济南,那日大哥有事,我就到天桥区政府找我五叔。那年他任区副主任,他挺忙就把我送到区委礼堂看汇演。午饭是从食堂打来的每人一个四两的馒头和一个汤菜。饭后他把我送到会议室休息。对我记忆最深的是那崭新明亮的大会议桌和漂亮有弹性的一排排沙发,因头年我曾被借调去栖霞县教育局帮助招生,那破乱不堪的县委比起这儿来真是天壤之别,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占了区长五叔父的光。 午休时间未到,舒适的享受还没有过瘾,五叔就叫我出门。说找他办事的人太多,若起床后被人堵住就出不去了。那天他第一件事是带我喝啤酒。在这以前我根本对啤酒不了解,更不知道是啥味道。在济洛路上走了好多处没有买到仙啤酒,直到跑了好远才在一家小店买到了两杯趵突泉啤酒。酒到眼前我迫不急待的端起酒杯畅饮了一大口,我差一点吐了出来,怎么臭咸菜缸味道。从此我一直不喜欢喝啤酒,直到如今。从小酒店出来后,我们乘车来到了市北的金牛公园(现为济南公园),那几位大门管理员都认识叔父,认为是前来检查工作,一口一个隋主任的叫。当得知是领我游玩的,恭敬地请进,可他非将每人三分钱的门票买上才同我进去,弄的人家不好意思。浏览了一些景观后,我们来到了金牛山北侧正在建设的济南市防空工程。那位护卫不准进,叔父说请你叫你的领导来。不多一会,洞内出来了一位头戴安全帽的中年男子,他一见张口就说:“隋主任是来检查的吧,快请进。”此刻那位阻拦我们的那位小伙子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刚刚走了几步,那位领导便说,里边太冷,我去拿两件棉衣,主任稍等。原来我叔父原是分管这项工作的,兼任过区城建局党委书记。看着那跑步远去拿棉衣的人,叔父这句实话我始终记着:还是当干部好啊!穿上棉衣后,那位领导带领我们进入建设工程并一一介绍。我只记得各个通道的用处及通往何处,最清楚的是有一通道是通往光明电影院的。因光明电影院是我每次到济南的光顾常客,我嫂子的妹夫是放映员,进去不花钱。 那日回家的路上我们到了天桥区文化馆,那里的工作人员更是热情,连推带拉得非让这位区副主任坐下审查一下他们正在排练的节目,无奈我们只好就座。其实我很清楚叔父根本就没有那个艺术细胞,只是盛情难却罢了。 晚年离休后的叔父想家了,他几次回家与他的老哥团聚,曾几个月的在老家过着清贫的自由自在的生活。遗憾的是中风后几年也没有留下一句话。那年我带着82岁高龄的三伯到济南天桥医院看他,老弟兄俩一个不会说,一个耳朵听不见,只是相对含泪。更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前我趁床前无人问他若有何话告知我,他伸出左手用拇指和食指做了○姿势,其余三个指头伸着,我一直在思考不解其意。二十年了,当我再次与别人说起此事并学他的姿势,才明白了,原来他的手势是指的那剩下的三个手指,就是问我,我三伯呢?叔父于1992年5月4日20时35分去世。1992年5月6日天桥区政府举行了追悼会,家属及生前好友等千余人送别,通往殡仪馆的送殡队伍有天桥向北长达一华里之多,花圈300多,骨灰存放在济南英雄山灵堂。这一切就是对叔父的清廉为人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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