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活着：战败后，一位日本开拓民的生死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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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Suleski（薛龙）著 李冉 译  2017-07-08

【编者按】
本文原题《找回记忆：从前在满洲的日本殖民者与下那计划（2001-2012）》，载《创伤：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2月。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伪满洲国研究中心”（CMRC2015），经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发布。

作者Ronald Suleski（薛龙）：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在日本工作19年，后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费正清研究中心工作，曾任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2010年到美国萨福克大学罗森伯格东亚研究所任所长。


Ronald Suleski（薛龙）

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力量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即满洲。1932年“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建立。这块土地拥有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对它的占领进一步扩大了日本不断增加的领土范围。为了稳固对新领土的统治以及进一步从肥沃的土地上掠夺资源，日本政府开始召集本土农民前往满洲。政府游说者前往乡村并广泛张贴告示，承诺政府将会帮助那些愿意参与的农民。这些农民会获得工具和供给，最重要的是，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将拥有土地。政府会建立相应的开拓民社区，开拓民只需在自己居住的小村子周围劳作。日本政府希望，满洲最终会被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日本家庭占据。这些日本家庭忠诚于日本帝国，并且能够种出足够的粮食供给日本本土民众，这时的日本正由于人口增加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

1945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期间，已经有一百多万日本人先后移民到伪满洲国。这些移民来自日本不同地区，尤以长野县居多。长野县位于东京以南，是日本本州上的一块高地。伪满洲国短暂夏季和漫长冬季的严酷气候，使生活于此成为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开拓民不得不在工具短缺的情况下加倍辛勤地劳作。日本村庄和中国村庄修建在一起。很多中国人对入侵的日本人十分不满，两国农民的关系自然也不融洽。迫于日本军队和政策的强制规定，两国农民不得不共同居住在这块寒冷的土地上，过着各自劳作互不相干的生活。

1945年俄国军事力量从中俄边境进入，他们想方设法消灭日本人。开拓民们想尽一切办法在俄国人到来前离开，他们逃到伪满洲国南部，等待登上一条回日本的船。战争结束后，没有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日本人都留在伪满洲国南部，以乞讨、卖淫为生。当时位于东京的政府正被美国人占领，有些人50年代才回，这些人一直处在一种严峻的环境中，一方面受到中国人的厌恶，另一方面得不到日本政府的帮助。这一时期的日本历史充满了戏剧性，很难想象那些有着离奇遭遇的日本人最终还能活下来。

以下记录的是一位日本开拓民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8年回到日本之前在东北的经历。我于2003年采访这位开拓民，他的故事长达49页，并在2005年出版。关于这个故事的简短介绍可参见《满洲移民：从长野县到饭田市》（饭田：饭田市历史研究，2007年）。1945年8月底每个日本殖民者都面临着生和死的问题，他们冲突的价值观也将真实地呈现在叙述中。这篇记录反映出，2000年之后日本满洲开拓民才开始在回忆录中表现出的一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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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的日本村庄
1945年一群日本农民住进自己在伪满洲国建造的小村庄，他们根据自己在日本长野市中心家乡的名字，将它取名为“爱川村”。1945年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速了日本的战败步伐。日本的两座城市遭到原子弹轰炸，同时每天都受到美国飞机的猛烈炮击。日本各个阶层都被调动起来为战争出力。1945年8月9日，苏联宣布与日本开战，“爱川村”的青壮年被集合起来到伪首都新京报到。仅有的留在村子里的男人中，包括一位年纪最长的73岁老人，一位66岁名叫筒井爱吉的村长，一位耳聋的名叫中川好一的22岁青年和一位名叫久保田谏的15岁少年，除此之外全部是妇女和11岁以下儿童。

像久保这么年轻的孩子独自居住在伪满洲国的日本村里显然不太正常，不过他在日本也无家可归。1944年14岁的久保小学毕业后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加入防御组织，二是参军。对于年幼的他来说当兵还太早了。他知道如果去伪满洲国成为政府保护的农民，就不得不冒着风险离开日本相当长一段时间。年轻的久保觉得远赴伪满洲国虽然异常艰险，却充满机遇。久保不是家中长子，不会继承到家庭财产，也不必为父母养老送终。最终他于1944年前往伪满洲国。

战争突然结束
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新闻播出以后，开拓民不知道他们的邻居——中国农民得知这个消息后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知道自己的出现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压迫。日本政府为了打造日本村庄夺走了中国人的土地。这种担忧完全站得住脚，因为在宣布投降后不久，愤怒的中国人聚集到日本村庄外表达不满。几百个中国人大声呼喊：“日本败了！败了！”有人用步枪开了一枪，枪声夹杂着怒吼声，此次聚集很快变成一场骚乱。中国人冲进“爱川村”，打开栅栏放出牲口，用长柄锄撬开屋门，拿走一些衣服。

66岁的筒井村长被打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变得很不好，多处淤青，几处骨折。他呼吸困难，告诉聚集在身边的妇女和孩子：“我不能呼吸了，太难受了，我坚持不了多久了。年轻人要想方设法活下去，告诉别人这里发生的一切。”说完他不断要求大家把他打死：“让我死吧。”

起初大家都很犹豫，没人愿意帮他。后来一位妇女站出来说：“你们没听到他的乞求吗？难道我们不该让他早早解脱吗？”其他人都认同她的看法，觉得只有死亡才能让他免受疼痛。两三名妇女一边把手放在他的脖子上用力掐，一边说“Sayōnara,sayōnara”，筒井闭上眼睛，咽下最后一口气。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死亡时间，但清楚的是那时是1945年8月16日黄昏时分。


日本“开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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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威胁
村长的去世对于这些开拓民来说只是悲剧的开始。妇女们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一位妇女代表所有“爱国”的日本人这样说：“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回到日本。男人们参了军，我们必须明白他们回不来了。战败的人没有资格活下来，他们要么已经死在战争中，要么已经自杀。中国人发现我们是迟早的事，如果我们发生什么不测，将会是全日本妇女的耻辱。自我了断是最好的选择。

15岁的久保听到妇女们的谈话，意识到她们准备自杀了。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久保感到十分恐惧。他绝望地坐着，希望想出可以脱险的办法。一位妇女看到独坐的久保，大声说道：“久保！你在干什么？振作起来。你要帮助我们，我们没时间了。太阳就要出来，中国人很快会找回来。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要自我了断。”久保看到有些女人已经开始掐自己的孩子。

婴儿首先被掐死，随后是儿童。但是当她们想要掐死上学的孩子时遇到了困难，孩子们不想死，他们竭力反抗。一个8岁的孩子说：“妈妈，我不想死，别杀我。”她的妈妈说：“没有这么痛苦。你爸爸已经死在战场上，我们也要随他去。跪下来合紧双手祈祷。不要害怕，你爸爸正在等我们。”这位妈妈劝说着她的孩子，男孩努力坐直，最终被他妈妈掐死。一位当过护士的妇女说：“我看不下去了，这种死法太慢，应该快一点结束孩子们的性命。”

母亲们一个接一个掐死自己的孩子。久保满是疑惑地看着这一切，护士告诉大家用刀子用更快，孩子们也会少受一些痛苦。但是没有人手头有刀，所以她们用衣带和腰带代替。妇女们力气不够，没法直接用腰带勒死孩子。护士建议她们把玉米穗挡在腰带和脖子之间，用力转动玉米穗，勒紧绕在脖子周围的衣服。孩子们被勒的时候努力站直，双手合十，最后栽倒下来。一旦倒地，久保就上去踢他们的肚子，检查他们有没有死。很多年后，久保回忆起这一段，觉得自己至少狠狠踢过二十个孩子的肚子。久保的同学，同时也是中川的小女儿，就是这样死去的。先是小孩子死去，随后是中年妇女，最后是年轻妇女。

8月16日夜间和17日早晨，一共73名妇女儿童这样死去。他们在离伪首都不远的一块玉米地里丢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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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时间
最终只有两个男人没有死——久保和耳聋的中川。中川觉得如果他咬破手腕，就能因流血过多死去。他不停地咬自己，血大量渗透出来，但并不足以致命。久保记得他曾听别人说用力敲打眉心会致人死亡。两个男人开始在四周围寻找能敲打自己的大石块。他们面对面站着，各自手持一块石块轮流敲打对方。很快血流出来，两个人感觉头晕目眩，身体越来越虚弱。

之后久保看到天空中的太阳，一切看起来都很潮湿，很明显夜间下过雨了。久保慢慢抬起头查看四周，中川此时也和他一样努力抬着头。他们意识到身上的衣服不见了，只剩下短裤。

眼前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像是人间地狱。周围全是妇女和孩子的尸体。几乎所有的尸体都没穿衣服，一些妇女的身上还有内衣和腹卷，裹在肚子上的羊毛腰带使这些尸体得以暂时完整。太阳静静地看着这里，所有躺在地上的人都在夜里停止了呼吸。或许在黎明时分，一些农民来过这里，想看看这里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太贫穷了，把尸体上的衣服脱下来自己穿，因为战争，他们困难得几乎没有衣服可以御寒。六十年后，久保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还记得那些活生生的人们，他悲伤地说：“那些被掐死的妇女和孩子再也回不来了。”

有几个中国人见证了大屠杀。他们告诉男孩尽可能找到铁轨，搭乘开往南边大连港的火车，到那或许能登上回日本的船。久保和中川离开这片地方，身体无比虚弱，头脑一片混乱，他们觉得自己快死了。有人指给他们移民村总部的所在地，他们希望找到曾在日本人管辖的土地上做苦力的中国头领。中国头领懂一些日语，他们希望能得到帮助。两个男孩十分虚弱，站都站不稳。他们绕开大路躲避中国人，并且只在夜间行进。他们找到一个大麻袋，白天睡觉和晚上走路时把它搭在肩膀上起保护作用，虽然是8月盛夏，有时也会寒意袭人。他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就是洼地里的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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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机会
6天之后他们跨越这片土地，1945年8月23日他们找到移民村总部和中国苦力头领的家。看到两个男孩几乎一丝不挂，身上沾着泥和血，头领老婆很生气。头领难过地说：“你们肯定被打了。”头领给他们玉米吃，还找了一个地方让他们躺下休息。第二天早上，头领的妻子用油和盐给两个男孩煎鸡蛋。经历了集体自杀的磨难和夜晚穿过农田的极度恐惧，多年后想到那天清晨如何被煎鸡蛋的声音唤醒，久保不禁泪流满面。那时的中国农民非常贫穷，他们的日常主食是玉米和玉米汤，鸡蛋、食用油和盐对他们来说极为奢侈。此外，那几天这两个日本男孩的主食是白米饭。

两个男孩在头领家待了一个礼拜，穿着人家给的衣服和裤子。头领和他的几个亲戚把他们送到设立在前伪首都新京的日本难民中心。头领嘱咐他的兄弟一路保护好两个日本男孩，他们在途中遇到的中国人都对他们十分友好。之后的三年，久保混迹于南满，只求每天能吃饱、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住所。他尽可能躲避政府官员，只要能赚到钱领到食物，他什么奇怪的工作都做。

1945到1946年间，满洲生活着大量俄国士兵。久保和中川一直相依为命，1946年8月亲眼目睹过女儿自杀的中川突然发起高烧，不久就去世了，年仅23岁。中川离开后，久保只身一人讨生活，有时和其他日本难民聚在一起，大部分时候靠逗乐别人为生。

在所有做过的活计中，久保最喜欢给俄国人和后来的中国军队当苦力。他抬过担架，搭过电话线。有时他能从基督教徒那里得到免费的午餐。一位很有拼劲的日本难民开了一家提供简食的小酒馆，在那里久保成为一名快餐厨师，并且颇受和他一样无家可归的日本顾客欢迎。靠着接济和辛勤劳动，久保生活了下来。此时的南满非常混乱，打了败仗的国民党士兵希望离开这里，得胜的共产党希望乘胜团结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多少被忽略了。比如久保，为了食物和微薄的收入努力干活，当过二道贩子，活着的每一天都在辛苦挣扎。
久保一直打听大连南满码头载日本难民回国船只的消息，终于在1948年6月幸运地搭上其中一艘。当他再次踏上这片阔别三年的国土时，刚刚18岁。

遗憾的是，久保回到的这块农田上并没有什么东西，他的家庭也因为经年累月的战争陷入窘境。田里种着土豆，久保学习了一种将土豆切成薄片烤成煎饼的方法。这种廉价且富有营养的煎饼在战后大受欢迎，于是久保开了一家煎饼店，从1948年到1961年，一开就是13年。1954年他与一位本地姑娘结婚，开始了婚姻生活。1961年一场台风摧毁了他的煎饼店和事业，之后他在家乡开始长达三十年的木匠生涯，直到1991年受工伤退休，那时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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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
今天的久保已经八十多岁，仍然居住在他生长的土地上。很显然，当年他年轻健康的身体使他能够挨过辛苦的工作，能够熬过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在伪满洲国的艰苦生活。和很多经历过极端生活的人一样，久保很少将那段近乎荒诞的经历告诉他人。他生存了下来，并且努力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灵魂。回到日本后，他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

2003年，久保接受了一个饭田市政府支持的组织的采访。到2004年，他一共在五个不同的会议上讲述自己的过去。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他表现得非常直接和诚实。前殖民者们曾极力粉饰那段历史，但其实没有必要歪曲和忽视那些黑暗面。尽管过去了很多年，对于久保来说，回忆过去仍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政府采访者们将久保讲述经历时流露出的情感记录下来。他的故事从1945年8月的那场大规模自杀展开，随后他说出的一个决定使所有人沉默了：努力活着。

岗山文化

学习，如今我喜欢看抗战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