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中国海关首位华人关长张福运

金一戈

张福运是清末以来中国海关的第一位华人关长，任内主持收回了失去近百年之久的中国关税自主权及海关管理权。遗憾的是，这位曾为民族有卓越贡献的人，在中国海关历史研究中却甚少提及；他作为山东籍著名人物，即使在桑梓故里也鲜有人知。1983年，93岁高龄的张福运先生逝世于美国旧金山。然而他的长女张之香，又续写了张氏家族的传奇，1989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女性驻外大使。张氏父女两代人均出生于烟台，又从烟台走出，在辽阔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各自的印记。

负笈美国哈佛

根据已知的史料，我们目前对张福运早年生平及家世还知之不详。1890年，张福运生于山东福山（今属烟台），童蒙时先在私塾受教。他出生时，烟台开埠已近30年，烟台作为通商口岸城市，到19世纪末，开放程度与城市发展已颇具规模，许多方面领风气之先。张福运的父母思想开明，他12岁时，即送入美国长老会教士创办的烟台毓璜顶英文学馆（烟台第二中学前身）学习。这所学校是教会与本地士绅共同出资，由1894年来烟的美国人韦丰年兴建的。1897年校舍竣工，开始招收学童，以期培养本埠英语商贸人才。英文馆教员多为外籍，开设的课程有：数学、格致、史地、化学、英语等学科，采用英文课本，学子们的英语程度普遍较高。当时，清政府尚未废除科举，一般富裕家庭将自己的子弟送入教会学校，须有相当勇气和眼光。

1909年至1911年，清政府考选、派遣了三批庚款留美学生共计180人。1910年，时年20岁的张福运考取庚款留美预备班，进入清华学堂。按照清政府学部颁发的《各省考选游美学生办法》，将考生分为两类进行招考。报考第一格的学生，年龄须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报考第二格的学生，年龄须在12岁以上，15岁以下。还要求报考学生“均须身体坚实，体格完全，身家清白者”，“均须自量能力志愿，不至中途辍业者”。1910年7月21日进行初试，考场设在地安门附近的政法学堂，考生有400百余名。能来京城参加初试已属不易，这些考生是各省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上午考中文，考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下午考英文，考题为“借外债筑路之利弊关系论”及英语文法。四天后初试发榜，有272名考生进入复试。在这份按成绩排列的名单上，后来成为学术大师的胡适列第10位、赵元任列第24位、竺可桢列第137位，张福运列在第3位。

复试从7月26日开始，进行了4天，考试内容极为广泛，主要是西学范畴。科目有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植物、动物、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美国史、世界地理、德文、发文、拉丁文等。因美国学校开学之期在9月，为不耽误入学日期，录取的相关工作相当紧凑。8月初发榜时，张福运未能进入直接赴美的70名学子名单，只考取了游美肄业馆高等科，也就是所说的“留美预备班”，在“留美预备班”143名录取生中位列第9名。而初试名次列在张福运之后的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则考取了直接赴美留学，此为庚款赴美第二批留学生。1911年夏，张福运考取了第三批庚款留学生，走进了哈佛大学法学院，选学国际法。这是第一位就读于哈佛攻读法律的中国人。

学成归国报效

走出烟台的张福运是一个怀揣强国之梦的人。他的女儿张之香曾回忆说，张福运赴哈佛大学深造之前，曾一度考虑学习银行学、经济学或德语，但最终改修了国际法学。他最初的动机是想知道如何去抵制德国人对山东的殖民。张福运对家乡的先贤，罹难于庚子之乱的晚清大臣王懿荣崇尚有加。在他看来王懿荣忠君报国的儒家风范，是传统士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当时，中国的这一批新式青年，到西方国家或日本接受教育，试图用西方的制度来帮助国家摆脱外国殖民统治，洗去百年之耻乃是一生所求。他们生逢忧患，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法外治权，有着最痛彻心扉的体验。1917年，张福运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便从大洋彼岸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讲授国际法，培养国家所急需的法学人才。

一战结束后，虽然召开了巴黎和会，但列强之间利益分配尚有未能解决的议题，特别是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英、美、法、日等国利益冲突加剧。美国因此建议召开华盛顿会议，中国北洋政府也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从1921年11月一直开到1922年2月。张福运因其国际法专长，受命任中国代表团秘书，这是他学成归来首度担任政府公职。中国问题是这次国际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但是，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关税自主、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在中国的外国电台和邮局、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取消势力范围、公布秘密条约等议案均被否决。不过在中国代表团的力争之下，这次会议签署的《九国公约》中，确定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规定所有国家均得以相同条件对华进行贸易。列强虽对中国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国耻”的帽子依旧没有摘掉。参加这次旷日持久的国际会议，张福运真实体验到了“弱国无外交”，也就此坚定了他日后为国家争回主权的信念。

从美国回国后，张福运在上海见到了友人高恩洪。高是蓬莱人，前清时留学英国，做过清廷驻英使馆的翻译。民国后，先后任汉口及成都电报局局长、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交通部顾问等职，阅历丰富。高恩洪此时正担任屯兵洛阳的吴佩孚的顾问，因此他向张福运建议，去一趟洛阳拜访吴佩孚，并向其通报华盛顿会议的有关情况。张福运在向外交部述职后，便前往洛阳，见到了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将领。他在晚年回忆说：“在洛阳，我受到吴佩孚热情的款待。不过，他对缔结了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九国公约》的华盛顿会议并不十分感兴趣，吴佩孚谈得更多的是北京政府的软弱无力，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是多么碌碌无为，以及他重开已解散的中国两院制国会并恢复黎元洪的合法总统身份以统一中国的宏伟设想。”吴佩孚对时局的意见与宏大抱负，张福运未置可否。他在洛阳停留三日，吴佩孚还是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对此他说：“吴佩孚是一个廉洁、开明的将军。”

数月后，吴佩孚赢得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北京政府重新组阁。高恩洪出任了交通部总长，张福运被任命为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当年11月，张福运因公务前往上海，拜会了当年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宋子文。此前6月16日， 陈炯明发动叛乱，使北伐夭折，孙中山只得逃离广州，正与宋子文等人避难于上海法租界。张福运对孙中山渴慕已久，向宋子文提出拜见孙中山的请求，随后，他如愿以偿得以同中山先生见面。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给张福运的忠告是：不应该做一个官僚，而应该参加革命。张福运在与孙中山会面后，油然而生一个想法，他这样回忆道：“无论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如何好，他既没有可能组织大选以使这些原则得到广泛支持，也没有军队做后盾以使他能自上而下地实践之。因此我想，如果孙中山的政治领导地位能够与吴佩孚的军事力量联为一体，那么就很有理由期待中国最终在一个立宪政府之下实现统一。”张福运将上述想法坦然告诉了宋子文，宋的回应也十分积极，并迅速安排了见面时间。但后来又通知取消了这次会面，张福运有些失望的离开了上海。

我们今天评判这个大胆的政治设想，或许会认为张福运的想法“幼稚”。但在当时的政治变局中，确有“孙吴”实现合作的可能。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如蔡元培等人，就曾为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积极奔走，孙中山甚至派辛亥元勋徐绍桢前往洛阳洽商。可是急切将势力范围伸入中国的苏俄，先是向吴佩孚频频示好，多次派特使赶赴洛阳，但生性狷直的吴佩孚，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蒙古等问题上不让步，使得俄国人又转向孙中山谋求合作，许以援助。从中插了这么一杠子，使孙吴合作设想彻底泡汤，也因此改变了近代中国的走向。

张福运虽任北京政府交通部的要职，但在各派政治势力激烈争斗的情势下，很难有所作为，为国家出力。1923年，设在北京的交通大学改组，北京校区更名为北京交通大学，张福运出任了改组后的北交大第一任校长。他在校长任上的作为可圈可点：校园设施大有改善；为鼓励学术研究，设立了奖学金制度，赞助优良者出国留学，还邀请著名学者前来校讲学。这些努力，为大学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现关税自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海关被动完成了向现代海关的转型，同时也失去了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对中国丧失关税自主，除了归咎于满清政府的昏聩和西方列强的欺凌，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实行闭关锁国的中国，没有能够承担现代海关管理的人才所致，只好拱手让给洋人办理。中国人自然不甘心将海关主权拱手让给外人，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的仁人志士进行了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努力。 最早采取行动的是张之洞，1902年9月，张之洞联络朝中大臣，提出收回关税主权的具体计划并被清政府采纳。第一步措施是与掌管中国海关的赫德商定，海关总税务司等高级职位，应兼用中国人；第二步措施是选派人员到海关学习，逐渐以华人取代洋人。到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1908年设立税务学堂。清政府倾覆之前，虽然没能实现收回关税主权，却导致了洋人控制海关权力的削弱。

1926年，国民政府进行北伐的同时，昭告世人：中国将要施行关税自主。1927年1月，张福运应哈佛同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邀，出任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具体实施恢复关税自主权及改革海关行政管理体制的工作。张福运成为清末以来中国海关的第一位华人关长，此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做到海关副总税务司的职位。当时的海关是由中国政府雇佣的奇特机构，人事任命皆由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说了算，而高级雇员大部分来自英国。张福运决定先从改革海关体制机构入手，最终纳入了民国政府管理体系。此时，原任总税务司安格联被解聘，随后由颇受国民政府认可的梅乐和接任。张福运采取的办法是，与新任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协作，召集了一个海关改革五人委员会，对海关工作进行评估，研讨海关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有12项提议获得批准。如停止招录外籍人员；中外职员在权利和义务上享有均等机会；中外职员同工同酬；任命一名华人为海关总税务司中文秘书；派遣中方职员出国深造；废除总税务司对海关关余的绝对处置权等等。改革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关税收获得大幅增长。

在关务署成功实施了国有化之后，张福运又开始将精力移向关税自主的谈判。首要问题是制定出海关税则及进口关税制度。在他积极地运作下，关务署成功调整了关税税率。这一税率早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就已经提出，其后在1925年北京关税专门会议上曾达成一致，但始终未获批准。接下来的工作是就中国关税税率问题与各国进行艰苦的谈判。1928年7月，中国政府率先与美国签订《中美关税条约》，其后又同与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或“关税条约”。到1930年，日本也同意签署了《中日关税条约》。新税则规定了不超过12.5%的新关税税率，所有关税均由海关征收。到1933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至此，中国海关管理权在被外国人操纵了近一个世纪以后，终于回到了中国人自己手中。

就在具体实施恢复关税自主及海关行政管理改革初见成效之时，张福运因不满宋子文的处事方式，于1932年辞去了关务署署长职务，转至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其原因并非人们所说两人出现了严重的政见不合。直接诱因是，此前张福运不顾宋的反对，建造了新关务署办公楼，建成后宋子文则把新大楼让给盐务署。尽管张福运与宋子文发生了冲突，但两人并未“割袍断义”，后来彼此又有良好的合作，这是那一代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所共有的一种学人风范。抗战期间，宋子文设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亲任总经理，张福运则任他的特别助理，在美国代表宋子文具体负责公司全部事务。此后又担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法律与经济委员会代表。1943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力邀张福运回国再次出任关务署长职务，而担任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坚决不放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张福运随宋子文赴俄国与斯大林会谈。当他数月后回到重庆时，已被再度任命为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苏浙皖区敌伪财产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关务署署长这一重要职位的任命，张福运晚年是这样说的：“这一任命既让我感到意外，更不合我心愿……重返自己十多年前的工作岗位实非良策。”但是国民政府的许多要人均认为，凭借张福运的才干和经验，可以让日寇蹂躏百废待兴海关重回正轨。为此，张福运进行卓有成效的努力。

作为从一个海滨小城走进清华大学，又从清华走到美国著名学府的中国学子，张福运不仅接受了现代法学的熏染，始终怀抱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因缘际会，又以学者身份踏上从政之路，使他具有国家意识和国际视野，不同于一些名利熏心的政客。在历史学家眼里，这些有留学背景后来从政的人，属于近代中国重要转型时期不可缺少的技术官僚，按照日本学者久保亨的评价说：“为巩固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他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张福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张福运晚年曾接受过费正清的录音采访，谈及中国海关改革与关税自主问题时，他有如是说：“很简单，中国只是在主张他应得的权利。”

张福运一生当中虽在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中任过许多要职，但他向往知识，不贪权势，不恋高位，也未加入国民党，始终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其人的行谊体现了典型的中国文人的气节与操守。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自上而下的腐败，正加速着这个政权的崩溃。海关更是党政军权贵们与政府机构沆瀣一气的重灾区，走私活动猖獗，海关职员收受贿赂，贪腐成风。更让张福运不堪的是，军统等情报机构对海关事务的干预和骚扰，毅然于1949年再次辞去关务署署长之职。张福运晚年回忆说：“1928年我收回海关的权利，尚有人民和政府作后盾；二战后，面对特务机构和军队的种种企图，已无政府的支持。由此，我不得不承认，我个人的能力已是山穷水尽。”这很能够说明他何以没有追随国民党去台湾，而是在年逾花甲之龄选择了去国离乡，举家迁往美国。

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家国情怀浓烈的张福运虽然没能叶落归根，但在1978年，耄耋之年的张福运转道北京，携家人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烟台，做短暂的停留。更令人欣慰的是，他的第二代人长女张之香女士延续了父亲的家国之梦。这位1942年出生于烟台，9岁便到美国的小女孩，在加州大学读完大学，再考入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张之香毕业后从国会职员做起，冲破了种族的樊篱，打破了女性从政的幕墙，1981年被美国总统里根任命为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是当时在美国获得最高职位的华裔。1989年被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驻尼泊尔大使，达到她事业的顶峰。退休后，张之香女士于1998年，创办“中美教育基金会”， 致力于美中两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每年往来于大洋的两岸，将一脉薪火源源不断地传承回故里。

这也许是张福运先生另外一种方式的叶落归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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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戈

我国第一个留学哈佛的学者张福运

位于葡萄山南路的张福运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