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小城烟台闪耀过的群星

前线

作者：麦客

小城烟台，承载过我的少年梦想。过去30余载，我奔波路途，只是重大年节回归省亲。去年开始，有机会长居这座北方海滨城市，偶尔就有朋友们真真假假地“路过”。朋友来了，除了海鲜、好酒，必须带着转转。这一转，才发现自己对这个家乡实在缺乏了解。特别是每遇好奇心重的朋友，更是招架不住。知耻而后勇。连续恶补了几本书：《烟台往事》，《图说烟台》，《芝罘学校》，《图说烟台老洋房》，《郭显德传》，方才有了点儿底气。‍‍‍‍‍‍

烟台，是中国最早开埠的沿海城市之一，源起1858年《天津条约》，正式开埠于1861年。本来约定的通商口岸为登州（今蓬莱市），后因登州港口条件不佳改为北边的烟台。西人称烟台为芝罘，乃因西北角之渔村及其所在之芝罘岛，按彼时流行的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Wade）创立的威氏拼音，拉丁拼法为Chefoo(堪误：实非威氏）。顺便说一句，威氏拼音及变种邮政拼音至今仍有广泛痕迹，例如青岛啤酒上的“Tsingtao”，茅台“Moutai”，中华香烟之“Chunghwa”，清华大学之“Tsinghua”。

在《童子军与“成人童子军”》一文里，我提到过“中国内地会的著名传教士戴德生发起创办的“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芝罘学校。我的一位同乡，知名学者慕槐先生在其《逍遥法外》一书中（文《消失了的墓地》，网络另名《他们的墓碑如今掩盖在尘雪中……》），介绍过几位传教士：狄考文、梅里士、韦廉臣、郭显德。他们都是与烟台渊源深厚、对中国当年的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是那漫漫长夜里，这片土地上空闪耀过的璀璨星辰。

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英国人，被誉为19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中国内地会创始人，在中国传教52年，逝世于湖南长沙，葬于江苏镇江。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把中国内地会从0发展到825名传教士（占当时所有在华新教传教士的1/3），418个有组织教会，1424个宣教站、布道所和会堂，150所学校，绝大多数位于欠发达的中国内地。他所创立的诸多原则，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成为众多传道人和组织认同和秉持的典范。

1879年，戴德生来烟台休养身体期间，对烟台的良好气候印象深刻，并于当年就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了离彼时的市中心烟台山脚下不远的大片滨海土地，与传教士祝名扬（Charles Judd）夫妇发起建立内地会疗养院和芝罘学校，后者逐步成为中国内地会在烟台的中心。

（芝罘学校预备学校，现海军航空大学生活区内）

内地会后来还建立了专门为中国人治病的体仁医院，创建和主持者是医疗传教士稻惟德（Dr. A. W. Douthwaite，又译杜思韦特，1848-1899）。在来到烟台传教并担任芝罘学校的校医之前，稻惟德是内地会温州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先后在温州和烟台设立了戒烟局，力推戒除鸦片恶习，后来还创立了烟台红十字会医院。

稻惟徳医生最脍炙人口的佳话，发生在甲午战争延及威海卫（1895年）之时。他预判到威海卫伤兵必然向烟台方向溃败而来，向私人关系良好的负责烟台防卫的清嵩武军总兵孙金彪建议提前准备。他“在内地会疗养院东面腾出一排房子做‘接收站’，而疗养院医院则专门收治须住院特别是做手术的伤兵。……还采购了大量药品。芝罘学校这时正好是假期，有一些学校老师也自愿前来帮助……” 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共救治了160多名伤兵，除4人伤重不治，其余全部康复。 ‍‍‍‍‍‍‍‍‍‍

甲午战争结束后，西方传教士无私救治的事迹上报清廷，稻惟德医生和其他10名传教士被光绪帝授予“双龙”勋章。孙金彪总兵也送给稻惟德医生一块匾额，上书“西国扁卢”四个大字。数年后（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波及烟台，“有个近500人的到处搞破坏的队伍，从学校医院旁边通过，学校却没有遭到他们的袭击。这很可能就是因为杜思韦特医生在几年前所做的那件事。”‍‍‍

1899年，稻惟德医生在体仁医院染上痢疾，不治离世，年仅51岁。逝后葬于芝罘毓璜顶西侨公墓（Chefoo Temple Hill Cemetery），这就是慕槐先生文中痛惜的、据传在抗美援朝期间被毁的那所外国人公墓。

毓璜顶西侨公墓，当年还安葬着倪维思牧师（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1893）。倪维思夫妇由美国北长老会派遣，1861年到登州传教，次年开办了山东第一所教会学校，也是第一所女子学校。1871年起，他定居芝罘并从此以烟台为其基地。他提出教会发展在人员、资源和管理上的本地化、主张教徒特别是新教徒要持守原来的事业和生活，这种三自原则（自立、自养、自传）被称为“倪维思的新路线”，极大地促进了长老会的后期发展。

为帮助教徒和当地民众改善经济，他开辟了示范农场，引进苹果、梨、葡萄、西梅、大樱桃等优质品种，并将美国树种与当地树种成功嫁接，生产出香蕉苹果，“烟台苹果”自此享誉海内外。

紧随倪维思夫妇来到登州-烟台的是郭显德牧师（Hunter Corbett，1835-1920）夫妇。1864年，他们开始了在山东56年的传道生涯。他与倪维思一样，力主教会的本地化和生活化。他以出色的管理能力，将毓璜顶北坡和西坡建设成为长老会在烟台的综合性大本营。他先后创办了烟台最早的新型学校——文先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后合并为会文书院，再发展成为烟台益文商业专科学校，至今其教学主楼仍然被烟台二中使用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他在胶东半岛各县累计创办了40多所学校。‍

（位于毓璜顶北坡的长老会教堂，现用为烟台警备区幼儿园，当年的钟楼已拆除）

郭显德还是一位出色的实业家。他相继创办了博物院、诊疗所、花边工厂、罐头工厂等实业。借助博物院来吸引民众，发展信徒，是郭显德的创造性举措——他创办的“福音堂博物院”拥有四进37间房屋，陈列了珊瑚、矿石、鸟兽及植物标本、物理化学仪器、各种西洋新奇物件、图书等大量吸引眼球的展品。到1937年，累计参观人次达300多万之多，可见其在开启民智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当年的长老会毓璜顶建筑群，图片来自公众号“寻找传教士的足迹”）

因为其在山东卓越的传教及文化、教育成就，郭显德先后获得光绪皇帝颁发的双龙勋章、华盛顿大学等美国多所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06年，他荣任美国北长老会总会主席；1907年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接见。

郭显德牧师成就之一的诊疗所，前身为受过专业护士训练的继室夫人苏紫兰（Harriet Robina Sutherland，1859-1936）于1890年创办的小药局。诊疗所后来（1914年）发展为烟台毓璜顶医院（首任院长嵇尔思博士（Oscar F Hills，又译希尔斯）），该院很快就以外科设备与治疗成绩誉满华北，至今仍是烟台-威海最好的综合性医院。苏紫兰还创办了烟台最早的幼稚园。

郭显德夫妇在烟台接替的，是美北长老会在烟台活动的开创者麦嘉谛（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夫妇。麦嘉谛医学博士是美北长老会最早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之一，自1844年起主要活动于宁波-杭州。1845年，创办崇信义塾于宁波，1867年迁往杭州，改名育英义塾（后改名育英书院），即著名的教会大学之江大学的前身。之江大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拆分至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华东财经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工学院、中央航空学院等高校。

与郭显德夫妇同船到达登州-烟台的，是另一对卓越贡献者狄考文牧师（Calvin Wilson Matteer，1836-1908）夫妇。狄考文的最大成就之一，是作为译经委员会主席，主持编译了至今流传最广的圣经汉译本“和合本”（全部工作直到他身后的1919年才完成）。他也是教会本地化的力主和践行者，并强烈主张教会的目的不仅是传教，而且是“塑造品格”。为此，他与狄夫人邦就烈（Julia Brown Mateer，1837—1898，又译狄邦就烈，狄就烈）一起于1877年创办了著名的登州文会馆，并于1882年获美国北长老会总会正式认可为大学（英文名为“Tengchow College”），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也是著名的教会大学齐鲁大学（正式名称山东基督教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的前身之一。齐鲁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拆分至山东师范学院、南京药学院、南京大学、山东财经学院、山东大学、山东农学院、山东医学院等高校。

登州文会馆采用六年学制，中文授课，开设国文、英语、代数、几何、道学、经学、历史、地理、理化、博物、科学、家政、无线电、商业、机械、工艺等课程。狄考文为文会馆相继开发了一系列中文教材，引进了大量教学设备。这些教材随后被众多中国教会学校选用，影响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登州文会馆的前身，是狄夫人邦就烈于1864年创办的男校“蒙养学堂”，而狄考文本人直到1873年才因为对前10年的传教效果倍感失望，认识到通过教育塑造品格、作为传教基础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哺育”优先于“使信”的新理念。从这个角度看，邦就烈的历史贡献或许被严重低估了。‍‍‍‍‍

1895年，狄考文因圣经汉译本等工作繁忙辞去文会馆监督（校长）职务，由赫士牧师（Watson Mcmillen Hayes，1857-1944）接任。赫士1882年起任教于文会馆，1891-1895年期间，任上海广学会会长。1896-1901年，任文会馆监督。1901年应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之邀，带领文会馆10多名师生赴济南创办山东大学堂，任总教习（首任校长），这就是我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源起。‍‍

1919年，赫士创办华北神学院。1942年与其他英美人士一起被日军关押在潍县集中营。他拒绝作为战俘被交换，坚持把名额让与年轻人，自己1944年在集中营去世，堪称“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说到上海广学会，终于该介绍著名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了。这位苏格兰人1855年由伦敦宣道会派往烟台，成为最早到达烟台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不仅建立了烟台第一所基督教堂，还在烟台市和通伸村各建一所医院，并开办学校，成为烟台现代医疗与文化事业的开端。因健康原因短暂回国疗养3年后，1863年再由苏格兰圣经会派回烟台，至1890年病逝于烟台，虽然中间有巡游东北、回国和上海生活，烟台始终是韦廉臣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和精神家园。‍‍‍‍‍‍‍‍‍

作为学者，韦廉臣著译丰富，包括著名的《植物学基础》（与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译）。他最大的贡献是联合林乐知牧师等人在上海创办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并自任总干事（韦身后由李提摩太接任）。广学会为中国介绍、翻译了大量近代西方书籍，对戊戌变法产生过重大影响，成为传播西学和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机构。

再回到美北长老会。紧随倪维思之后，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1829—1895）于1962年到达登州-烟台。除了传道，梅理士最大的贡献是与继室夫人梅耐德（Annette E. Thopson，1853-1929）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也是影响最大的聋哑学校，启喑学馆（1887年，今烟台特殊教育学校前身）。因梅耐德来华之前就是聋哑学校教师，她设计了第一份中文手语字母表，被后来的中国聋哑学校广泛使用。她开发的分级汉字课本也成为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之后中国各地出现的聋哑学校，大都由启喑学馆毕业生或其亲属、教师创办。到1936年，中国已经有包括13所启喑学馆在内的47所聋哑学校。梅耐德可以说为中国、乃至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的聋哑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

前面提到郭显德夫妇开办过花边工厂，而中国内地会传教士马茂兰（James McMullan，1860-1916）夫妇才是真正让花边事业在胶东发展壮大的人。1893年，他们来到烟台，因与内地会传教观念发生严重分歧而脱离内地会，自创烟台工艺会（China Industrial Mission），一手发展实业，一手教育和宣教。他们于1895年在烟台南山路创办了女子花边学校，逐步把花边加工技术推广到广大农村，使之成为几乎村村都有的家庭“副业”，成为贫苦农民家庭的重要现金来源。至解放前，胶东从事此业的农村妇女已达数十万之多。“家家钩花边”，一直延续到了我的童年记忆里，可谓造福胶东近百年。‍‍‍‍‍

马茂兰并于烟台大马路创办了詹姆斯·马茂兰公司（James McMullan & Co. Ltd.），就是著名的仁德洋行。仁德洋行的业务不仅有纱线进口和花边生产、收购及出口，而且开设了茧绸、发网、印刷、绣花、网扣等业务，迅速成为烟台乃至山东最大的外贸企业。‍‍

《烟台往事》一书介绍的传教士里，最令我感动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南方浸信会牧师花雅各（James Holmes，1836—1861，又译霍姆斯）。1859年，年仅23岁的花雅各来到芝罘传教，据珠玑村。1861年，捻军攻入胶东，逼近烟台。与太平天国有过友好接触的花雅各认为，作为太平天国盟友的捻军应同样尊重外国人，遂定意和圣公会传道士亨利·帕克牧师前往福山县古现镇规劝捻军停止进攻芝罘，结果被捻军抓住残杀并肢解焚尸。数日后，两位传道者的遗体被发现并送回芝罘，葬于芝罘北面的崆峒列岛（据热心研究烟台历史的彭守业老师考证并撰文，具体地点为崆峒岛西侧的陀螺顶岛）上。

（陀螺顶岛上，已倒地的花雅各残碑，照片来自彭守业等）

花雅各遇难后，其夫人花撒敕（Sally Holmes）继续其传道事业直至1888年返回美国。五十九年后（1920年），珠玑村民因大旱祈雨之名为花雅各立碑，铭文曰：“……捻匪从西来，蜂拥数十万，屠杀焚掠，到处为空。势即弥近，居民东走如蚁，无敢环顾。独先生跨马西行，识者问所往，曰：将往与贼论理。……”

最后一位要介绍的传道人，是美国南方浸信会的浦其维牧师（Cicero Washington Pruitt，1857-1946）。浦其维夫妇于1892年于黄县（今烟台龙口市）城郊创建哈约翰学校（中文名称“华洋书院”），后改名崇实学校（崇实中学，Tsung Shih Seminary，原址为现龙口一中东校）。1922年起，崇实中学改用新式方法教学，其学制、课程设置基本仿效美国。我的祖父93虚岁高寿仙去，他一生为布衣农民，却直到晚年还能用标准的美音说好几句常用英语。原来，他正是1930年代崇实学校的毕业生。

群星闪耀，斯人已去。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却是个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慕槐先生在《消失了的墓地》文末慨叹曰：

不过战争是活人之间的事情，在战场上我们尚且要优待俘虏，为什么在大后方会迁怒于这些早已死去了的人们，何况他们还是些传播福音与科学知识、兴办教育、治病救人、改善民生的使者呢。

想象当年掘坟鞭尸、砸石毁碑的情景，人们是否想到这些人生前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种种美好事物？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对于传教士作用的评价有分歧，但这墓地毕竟是历史的见证，批判者也可以把它作为生动的教材注释，毁尸灭迹又是所为哪般？

2006 年，我曾访问日本北海道大学。那座大学的创办人是美国农学家克拉克博士（ Dr. William Smith Clark ），他在教学的同时也秘密地传播基督教。虽然他在日时间只有短短八个月，但日本人为纪念他，在大学校园里树立了他的铜像，学校有以他命名的克拉克会馆，学校的校训是他的话（ “ 男儿当自强 ” ，英文 “Boys, be ambitious ！ ” ），甚至北海道大学的徽记也是克拉克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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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牛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