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慎读二月河

前线

——文/刘勇

       从1984年起，用了15年时间，河南作家二月河写出了总计500多万字的三部大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被誉为“落霞三部曲”。二月河的清宫帝王系列小说一问世，便引来坊间广泛关注。

特别是改编成电视剧后，走进了千家万户。二月河因歌颂满清三帝而成名，凭借电视剧而为星，但仔细阅读其作品，掩卷遐思，却令人深感忧虑。

    1

       打开“落霞三部曲”，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月河的笔下：

雍正是“内圣外王”、勇于自省、正大光明、机智勇敢、关爱臣民的英明皇帝，乾隆是一个“宽厚仁爱”的慈祥老人，雍正当上皇帝后只吃“四菜一汤”，

乾隆爱臣子、爱百姓、爱情人、爱宫人、爱动物、爱传统文化......活脱脱就是一个率真博爱的老头。

       在二月河的笔下，“康乾盛世”里残暴的苛政成了“新政”；血腥的宫廷内斗演化成了“正义”与“非正义”的道统斗争；靠屠刀和“密札”驾驭臣民的君主成了创建盛世的千古一帝。

       二月河小说中在每次写到社会的时弊、吏治的腐败和人民生活困苦时，总是很具体地把这些弊端归咎于官员的个人贪腐或某一地方的政策失误。

也就是说，满清政治的黑暗、社会的腐败都是个别官员的行为，与皇权机器没有任何关系。

       于是，我们在二月河作品中看到的，是他对于满清帝王发自肺腑的崇拜、赞叹、敬仰和惋惜，是对康乾盛世的由衷赞美和缅怀。

作家在他的描写对象面前，既不是俯视历史，指陈得失，警醒当世，也不是平行叙事，客观面对历史的横流与回旋，而是俯首膝行，浮言虚饰，把一个极端黑暗落后专制的社会描绘得绚烂雍容、金光四溢，似乎是同一历史时期内，全世界文明的顶点。

       二月河以自己内心所崇尚的人身依附文化为基础，创造出了一个他心目中的完美理想国。

这个理想国里有盛世、明君、忠臣、义士、清官、烈女，有诗酒人生的梦幻意境，有主贵仆义的奴才文化，有厚黑充斥的阴谋哲学，却独独缺失着最重要的东西。

2   

      二月河曾经批评过姚雪垠的《李自成》“把农民起义搞的'高大全’”，实际上他自己的系列小说更是犯了同样的毛病。

      文学作品弘扬真善美，在二月河看来，努力做事就是好的，就是善。因此，他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描绘为人生的榜样和历史的英雄。

        但我们不应当接受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更不应当被这种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皇帝们确实都很忙很累，雍正皇帝甚至不排除有“过劳死”的可能，但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和文化的承续者，我们却有责任要看他究竟做了什么？

       他让皇帝身边的大臣们一次次感动得痛哭流涕，让那位曾经想推翻雍正皇帝的书生曾静感动得写悔罪书，让皇帝出巡时偶然碰到的农妇们、基层官员们和市井小民们像念佛号一样念颂皇帝的功德。

        但我们却明明看到事实并不像二月河所描绘的那样，皇帝们的目标并不那样光明，行为也并不那样磊落。

      在多数时候，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权杖，为了他个人的名誉地位，为了权力巩固。

      如作者最推崇的康熙，他对太子几次三番地打倒又扶起来再打倒，对八皇子的防范与压制，对大皇子和三皇子的惩治与训诫等，其实都与治国无关而与自己的权杖有关。

       雍正释放书生曾静，还撰写《大义觉迷录》，并不是要推广什么开明的政策，而是为了洗清个人名誉。

       应当说，二月河小说的价值观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

我们不能看见皇帝整天忙就说他勤政，看见他笑一下就说他爱民，用这样的逻辑来推理的话，忙碌的小偷岂不是都成了和雍正皇帝一样“勤政”的人了。

3

     在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中，始终存在并贯穿的问题是一个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立场的丧失。

      一个作家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以一个社会良心的角色去观察社会，发现问题，关怀现实。

       官员的贪腐、民生艰难等姑且不论，二月河所写的康、雍、乾时期，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字狱最严重的时期，其规模之大与持续之久都是空前的，手段之毒辣、诛杀之凶残更是远远超出了前代。

       康熙朝时，浙江吴兴人庄廷鑨购得前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广集名士编辑增补，修订《明书》，由其子庄允诚刊行。

    后该书被指犯忌，书中斥前明降清者为叛逆，沿用南明永历年号等，其时庄廷鑨已死，被倔墓、开棺、焚骨；庄允诚被捕，死于狱中；

      凡为该书作序、校对、刊刻、售卖、藏阅者多受牵连，先后有七十余人被杀，数百人被发配，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曾对此有过详述。

       康熙时另一件著名的文字狱是“《南山集》案”。

       文士戴名世编纂《南山集》时查阅资料，看到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等书，引用书中观点到自己的《南山集》中。

     其中方孝标称“南明永历朝未可称为伪朝”，戴名世沿用南明弘光帝年号，并揭露康熙杀前明太子事，被指有“大逆语”，因此获罪牵连数百人。

       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方、戴两家十六岁以上男丁均被杀，女眷为官奴婢，同族被发配充军。

       雍正一朝文字狱更甚，流传甚广的有查嗣庭的“‘维民所止’案”，即查嗣庭在江西任主考官时，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被指“维止”二字意在斩“雍正”的头，查嗣庭又曾作《维止录》，被查出有“悖逆之词”，最后查被捕死于狱中，惨遭戮尸，亲友因此获罪者数十人。

       乾隆朝的文字狱则更是无中生有，著名的蔡显案中，仅仅因为蔡显感慨康熙时戴名世因《南山集》获罪等事被凌迟，其门人弟子多因此获罪。

        内阁学士胡中藻写诗“一把新肠论浊清”，被指加“浊”字于国号“清”之上有影射之意，

     又因为其在广西学政任上，出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认为这是在诋毁他的年号，胡中藻被杀，家人、学友辈广受牵连。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鲁迅先生曾经推荐过《清代文字狱档》，还列举出如《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书，二月河虽然对此心知肚明，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我们可以说二月河小说创作的真正缺陷在于：

没有写出历史的真正轨迹，

没有揭示出皇权专制王朝的本质，

没有提供正确的价值判断，

读者感受不到历史行走的脉络和方向，也无从判断其意义。

      科尔·凯戈尔说“我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我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

      文学是人类寻找自身存在精神意义的一种活动，通过对精神意义的寻找，人们发现人生的价值——包括价值尺度和价值样板，真善美就是价值的尺度，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就是价值样板，价值尺度和价值样板共同引导着现实人生。

       因此，文学才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在价值判断的方向上向读者提供了错误的指向，那么文学作品就失去了它本应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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